当年贺家国在市委研究室做研究员时，李东方就经常带他下去跑，不是小伙子跟着赵慧珠出国留学，他就把他调来做自己的秘书了。
现在，贺家国终于到位了。这对李东方来说，是这阵子碰到的诸多烦恼事中唯一一件值得欣慰的事。这位36岁年轻洋博士身上没有官气和暮气，或许可以在这阴霾重重的日子里给他带来一缕阳光。
贺家国说得不错，峡江这盘棋确实是要走死了，确实是积重难返，可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贺家国也许并不知道。这决不像贺家国指责的，只是某些历史决策的错误，只是某些庸吏的无能，而是有着更深刻的原因。作为从沙洋农村一步一个台阶走到峡江市委书记岗位上的李东方，他太清楚这其中无可言告的悲哀了。
是机器出问题了，出大问题了。
最初意识到这个问题，是在半年前，也就是李东方成了峡江市一把手之后。
钟明仁是峡江历史上最有威望的市委书记，也是最有改革精神和开拓精神的市委书记，几乎可以说是一言九鼎。他定下的事，不容任何人反对。1984年上峡江外环路时，条件相当困难，6个亿的预算，能搞到手的资金满打满算不到2个亿。钟明仁带着市委组织部长，拎着组织部的公章，一个单位一个单位跑，当场下文，一个星期免了4个处级干部，3个乡党委书记，还向全市党政干部作了情况通报。这一来，思想不通的也通了，外环路硬让钟明仁热火朝天干成了，峡江的交通状况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作了贡献的那些单位也没吃什么亏，外环路两旁群起的大厦既创造了峡江市改革开放的崭新历史形象，也给这些单位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现在看来，这路真让钟明仁上对了，如果拖到今天上马，光拆迁一项估计就得增加五六个亿的资金，整条外环路没有15到20个亿根本拿不下来。
钟明仁干事业的魄力，给李东方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当时，李东方不但没怀疑钟明仁这气魄可能带来的深远而持久的副作用，还真诚地认为，一把手就要这样当。等到钟明仁提出上国际工业园时，反对意见几乎听不到了，加上那时大家环保意识也普遍较差，国际工业园便顺利上马了，用钟明仁的话说，是三年迈了两大步。这后一步迈得可真不高明，在国外无处扎根的一些污染企业，像台湾的电镀公司，像产生苯污染的国际赛艇制造公司，全过来了。事情搞到这一步也还不可怕，完全可以逐渐改正，一年关它几家造污企业，结构上做些调整，把那些高新科技企业渐渐吸引过来。然而，可怕的是，就因为是钟明仁抓的政绩工程，就因为钟明仁后来又做了省委书记，嗣后十五年，竟然没人敢正面提出这个污染的话题。下面的干部到底怕什么？不就是怕钟明仁的气魄吗？这气魄说到底还是人治，人治在某种特殊条件下可以造福人民，像上外环路；可人治也会造灾造祸，像国际工业园。
赵启功的风格和钟明仁又不同了，满面笑容，很斯文的样子，跟钟明仁当副手时，位置摆得也很正，只要是钟明仁拍板决定的事，落实起来从不过夜。当上市委书记后，虽然还是满面笑容，虽然还是那么斯文，骨子里却一点不比钟明仁弱。赵启功开口闭口就是民主集中制，可真正的民主哪里有啊！上新区，说上就上，大笔一挥，沙洋县三十平方公里范围就变成新区了。李东方当时想在外环线上搞点标志性工程，也把时代大道提上议事日程。后来才知道，赵启功不愿在外环路上继续做文章，是有私心的，是想甩开钟明仁，创造自己崭新的政绩。赵启功一集中，新区的地皮就大炒起来，全国300亿资金蜂拥而至，有一阵子地价炒得比北京王府井和上海南京路还高。
今天和赵启功交心一谈才知道，赵启功也不是没良心，而是和他一样，被这部权力机器束缚住了。
当然，这权力的机器束缚了人，也造就了人。
贺家国未等钱凡兴“散会”两个字落音，屁股已离开了椅子。
下了楼，到得二楼办公室，秘书三处的副处长赵曙明过来汇报说：“贺市长，《峡江日报》来了个记者，叫沈小阳，说是您点名让他来的，您看在哪里接见？”
贺家国口气随便地说：“什么接见不接见的，叫他进来，马上跟我下基层！”
贺家国在此之前和沈小阳打过两次交道，都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三年前，贺家国要做市政府副秘书长时，沈小阳在《峡江日报》上为他发过整整一版的长篇专访，题为《我以我血溅轩辕》，把他报国为民的热情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一回。热血无处可溅，搞华美国际投资公司时，沈小阳又为他搞过一个专访《天生我才》，写得比前一个专访更精彩。沈小阳为他下海大唱赞歌的同时，也不无遗憾指出了现行体制的某些弊端，呼吁“不拘一格降人才”。在文章结尾，沈小阳公然说：华美国际公司的开张，意味着改革开放的中国大地上又多了一个大款，而峡江市的百姓也许就此永远失去了一个称职的公仆。这篇专访文章最终没能在《峡江日报》上发出来，据说是当时的市委书记、岳父大人赵启功不让发。嗣后，大家都很忙，贺家国和沈小阳就断了联系。待到9999网站和“华美科技”成了峡江市民的谈论焦点时，沈小阳才又来了一次，很忸怩的样子，翻来覆去说想出一本散文集。贺家国一听就明白了，当场让会计开了张两万元的现金支票给沈小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