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1

引子

6岁时，斯科特·伯勒斯和家人去旧金山旅行过一次。他们在海滩附近的一间汽车旅馆待了三天：斯科特，他的父母，还有他的妹妹琼—后来她在密歇根湖溺死了。那个周末的旧金山有雾，天气很冷，宽阔的大道像舌头一样翻滚，戏弄海水。斯科特记得父亲在餐厅里点了蟹脚，它们被端上来的时候，像三根树枝一样巨大。就好像螃蟹要吃他们，而不是他们吃螃蟹。

旅行的最后一天，斯科特的爸爸把他们带上一辆去渔人码头的大巴。斯科特—穿着褪色的灯芯绒裤子和条纹T恤—跪在倾斜的塑料座椅上，看着日落区平坦宽阔的灰泥路变成用混凝土铺就的山丘，极其倾斜的上坡两边排列着维多利亚式的宽木板建筑。他们去了“雷普利信不信由你”博物馆，有人给他们画了漫画—一家四口全是滑稽的大头，在独轮车上左右摇晃脑袋。后来，他们停下来观看海豹，它们四仰八叉地躺在浸透海水的船埠上。斯科特的母亲指着风一般的白翼海鸥群，眼里充满惊奇。他们是住在内地的人，对斯科特来说，他们就好像乘坐宇宙飞船去了一个遥远的星球。

他们吃玉米热狗，喝滑稽的塑料大杯装的可乐当午餐。走进水上乐园时，他们发现聚集了一群人。有几十个人在朝北看，同时指向恶魔岛1。

那天的海湾是青灰色的，马林山的峰峦把已经废止的监狱岛包围，就像守卫的肩膀。左边方向，金门大桥是个模糊的焦橙色巨人，在上午的迷雾中，吊桥不见头颅。

斯科特能见到许多小船在水面上打转。

“有人越狱吗？”斯科特的父亲大声地问，没人理他。

斯科特的母亲皱了皱眉，掏出一本宣传册。她说，据她所知，监狱是关闭的，小岛现在只供游客观光。

斯科特的父亲拍拍他旁边男人的肩膀，“我们这是在看什么？”他问。

“他正从恶魔岛游过来。”男人说。

“谁？”

“搞健身的那个人。叫什么来着？杰克·拉兰内2。这是一种特技。他被铐上了手铐，正拖着一艘船游泳。”

“这话是什么意思，拖着一艘船？”

“有条绳子连着他和身后的船。你看那边的那艘船，那艘大的，他要把那家伙一路拽到这儿来。”男人摇摇头，就好像突然间整个世界都疯了。

斯科特爬到更高的台阶上，那里的视野可以越过大人们所在的台阶。水里确实有一艘大船，船头指向海滨，被一队小一些的船只包围。一个女人俯下身来，拍拍斯科特的胳膊，“喏，”她笑着说，“看那里。”

她递给斯科特一副小望远镜。透过镜头，他刚好能看到水里有个男人，戴着米黄色的泳帽。他的肩膀裸露在外面，他猛力破浪前进，像条美人鱼。

“那里的激流会要人命的，”男人告诉斯科特的父亲，“更别提水温了，好像是14摄氏度。从来没人成功从恶魔岛越狱，这是有原因的。再加上，还有鲨鱼。我赌他只有20%的可能性成功。”

透过望远镜，斯科特能看到游泳的男人四周的摩托艇上全是穿制服的男人。他们都举着来福枪，盯着下方的碎浪海面。

游泳的人从海浪中提起手臂，向前急冲。他的手腕被铐住了，专注力在岸上。他的呼吸稳定，即使他意识到了安全检查员和鲨鱼袭击的风险，也没有表现出来。杰克·拉兰内，地球上最强健的男人。五天后是他的60岁生日。60岁，任何有理智的人在这个年纪都会放慢节奏，翘起双脚，让一些事情放任自流。但是，斯科特以后会了解到，杰克的操练超越年龄。他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他几乎是一台征服世界的机器。腰间的绳索像触手一样试图把他拉进寒冷的、漆黑的深处，但他不以为意，就好像只要无视拖拽的重量，他就能消除它的力量。反正杰克已经习惯了，在家里，他把自己绑在泳池的一头，每天原地游半个小时。除此之外，还有90分钟的举重和30分钟的跑步。后来杰克看到镜中的自己时，看到的不是必死之躯，而是纯粹的能量的存在。

他早在1955年就游过这段路。当时的恶魔岛仍是一座监狱，一块忏悔与惩罚的冷岩。杰克当时41岁，是一个已经因为健身出名的小伙子，他有自己的电视节目和健身房。他总是一身简约的黑白装束，穿着标志性的连身裤和定制的紧身衣，肱二头肌凸出。他常常毫无征兆猛地趴到地板上，用100个指尖伏地挺身强调自己的建议。

他说多吃蔬果、蛋白质，还要锻炼。

周一晚上八点，杰克在NBC频道透露长生秘诀，你只需要耐心倾听。现在拖着船只的他回忆起当年在这里第一次游泳，他们说那是做不到的，要在10摄氏度的水温里对抗强劲的洋流，游完3200米，但杰克不到一个小时就完成了。19年后他再次回归，手脚都被绑上，腰间拴着一艘454千克的船。

在他的头脑里没有船，没有洋流，没有鲨鱼，只有他的意志。

“你去问问那些完成铁人三项的人，”他后来会这么说，“能做到的人都没有极限。极限就在你的脑袋里，两耳之间的这个部位要强健。不能连肌肉是什么都不知道。”

杰克曾是个满脸粉刺的孱弱小孩，嗜糖如命。这个臭小子有一天吃糖吃傻了，还企图用斧子砍他的哥哥。然后他突然顿悟，有了燎原的决心。刹那间他明白了，他要开启身体的全部潜能，他要彻底重塑自己，并改变世界。

于是满脑子糖浆的小胖子杰克发明了自己的锻炼法，他变成了能在90分钟内做1000个开合跳和1000个引体向上的英雄。他在皮带上捆扎了63千克的重物，爬上8.7米的长绳，通过这样的训练，让自己成为20分钟里做完1033个伏地挺身的健美先生。

在电视时代的早期，无论他走到哪里，街上的人都朝他涌来。他是集科学家、魔法师和神于一体的完美人物。

“我不会死，”他告诉人们，“那会毁了我的形象。”

现在，他在水里用自己发明的蝶式扑动泳姿猛力向前。海岸就在眼前了，新闻摄像机架在水边，人群都聚集了上来，他们挤到了马蹄形的楼梯上。杰克的妻子伊莲也在其中，她原来是水上芭蕾舞演员，在遇到杰克之前烟不离手，把甜甜圈当饭吃。

“他来了。”有人指点着说。拖着船的60岁男人来了。

他戴着手铐，上了脚镣。他就是胡迪尼3，只不过他不设法逃脱。如果按照杰克的意思，他愿意永远被拴在这艘船上。每天给他加上一艘新船，直到整个世界都被他拖在身后，直到他把我们所有人都扛在背上，进入一个人类潜能没有极限的未来。

他告诉人们，年龄是一种心境，那就是他挑战极限的秘诀。他游完这一段，会从海浪里跳出来。他会一跃而起，像击倒对方的拳击手那样。或许，他甚至还会扑下去飞快地做100个伏地挺身。他就是感觉那么好。在杰克的年龄，大多数男人都驼背弯腰，抱怨他们身体疼痛。他们对结局感到紧张，但杰克不紧张。等到70岁时，他会拖起70艘载满70个人的船，游70个小时。等他100岁时，他们会用他的名字重新命名这个国家。每天早晨，他会硬挺挺地醒来，直到时间的尽头。

在岸上，斯科特踮着脚尖凝视水面。他的父母被抛到脑后，忘了他不喜欢的那顿午餐。现在除了面前的景象，地球上没有别的事物了。男孩在看戴泳帽的男人与海浪搏斗，他一划又一划，筋肉对抗自然，意志力忤逆原始力量。人们都站起来了，激励游泳的人前进。杰克一划又一划，一米再一米，直到他走出大浪，新闻记者涉水去迎接他。他喘着粗气，嘴唇发紫，但他却在笑。新闻记者松开他的手腕，从他的腰上扯下绳子。所有人都为之疯狂，伊莲也涉水走进海浪，杰克把她举到空中，就好像她没有重量。

整个海滨上的人都极度兴奋，人们感觉自己见证了一场奇迹。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会发现自己相信，一切皆有可能。他们会欢欣鼓舞地度过每一天。

6岁的斯科特·伯勒斯站在看台的最高一级台阶上，发现自己被一种涌起的奇异感解开了。他的胸口有鼓胀感，一种感觉—欣喜？惊异？这种感觉让他想流泪。即使年纪还小，他已经知道自己见证了无法量化的东西，这是自然中高于动物、更加庄严的一面。要做到这个男人做到的事—在身体上绑重物，手脚紧缚，在冷水里游3000米—是超人做的事。这可能吗？他是超人吗？

斯科特的父亲揉着他的头发说：“真了不起。不是吗？”

但斯科特说不出话来。他只是点头，目光固定在浪花里那个壮汉的身上，他刚把一个新闻记者举过头顶，假装要把他扔进水里。

“我在电视上总是看到这个人，”他爸爸说，“但我以为只是搞笑的，以为是充气肌肉什么的，哪知道是个真人。”他惊愕地摇头。

“那个是超人吗？”斯科特问。

“什么？不是。那就是一个人。”

就是一个人。像斯科特的爸爸和吉克叔叔一样，有小胡子和大肚子。像布兰奇先生一样，他是有爆炸头的体育老师。斯科特无法相信他今日所见。这可能吗？任何人只要用心，都能当超人吗？只要他们乐意去做该做的事，不论什么事都会成功吗？

两天后他们回到印第安纳波利斯，斯科特·伯勒斯报名参加了游泳课。

大西洋

他喊叫着浮出水面。那是在夜里，咸水刺痛他的眼睛，高温灼烧他的肺部。天空中没有月亮，皎洁的月光透过密实的浓雾，浪峰在他面前搅浑午夜的深蓝。他的四周，怪诞的橘色火焰在舔舐着海浪的泡沫。

水着火了，他心里想，一边本能地踢水游开。

震惊与迷失的片刻过去之后，他意识到：坠机了。

斯科特想着这件事，但无法组织语言。他的大脑里全是图像和声音，当时飞机突然倾斜向下，发热金属散发出令人恐慌的臭气，一个女人头部流血，碎玻璃扎在皮肤里闪闪发光。时间放慢的同时，似乎所有没有固定的东西都在无止境地飘浮—葡萄酒瓶，女人的手袋，女孩的iPhone。一盘盘食物悬浮在半空，缓慢地打转，前菜还在盘子里，然后是金属间摩擦产生的刺耳的声音。斯科特的滚筒世界碎裂成碎片。

一个海浪打在他的脸上，他双脚踢水，试图蹬得高些。他的鞋子却把他往下拽，于是他踢掉鞋子，然后挣脱出浸透海水的卡其裤。他在大西洋的冷流里打着寒战，两腿做剪式踩水，胳膊用力打旋推开海浪。海浪里夹着泡沫，它们不是儿童画里生硬的三角形状，而是不规则的海水碎片，小浪层堆积成巨浪。在开阔的水面上，它们从四面八方朝他扑来，就像狼群在试探他的防御力。暗火让它们更加生动，给予它们阴险的表情。斯科特踩水转了360度，他看到参差不齐的大块飞机残骸上下跳动，几片机身，一段机翼。漂浮的汽油已经散开，或者烧光了，很快一切就会暗淡。斯科特一边克服恐慌，一边尝试评估局势。时间是8月，对他有利，现在大西洋的温度大概是18摄氏度，足以让人失温，但也足够暖和。如果有可能的话，他有时间游到岸边，如果他离得够近。

“嘿！”他在水里转动呐喊着，“我在这儿！我还活着！”

一定有其他幸存者，他心想。一架飞机坠毁了，怎么可能只有一个人活下来？他想到坐在他旁边的女人，那个啰唆的银行家妻子。他还想到在夏日里微笑的美琪。

他想到了孩子们。糟糕，还有孩子。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女孩大一点儿，说不定10岁？但男孩很小，还是个小不点儿。

“哈喽！”他呼喊着，多了几分紧迫感。现在他正游向最大的一片残骸，看起来像机翼的一部分。他游到那里的时候，金属热得没法摸，他赶紧踢水离开，不想被海浪扫上去烫伤自己。

他感到疑惑，飞机是因为冲击力解体的吗？还是下降过程中断开的，致使乘客四处散落？

他一无所知，这看似不可能，但记忆的数据流被无法破译的碎片、无序的图像堵塞了，现在他没时间去理清任何事。

斯科特在黑暗中眯着眼睛，感觉自己突然乘着一个大浪升起来。他奋力留在浪尖，意识到自己无法再回避明摆着的事实。

他努力保持浮在水面，这时他感觉左肩里有东西爆裂了。坠机后他一直忍耐的疼痛变成了一把尖刀，只要他把左臂抬过头部就会将他刺穿。他一边踢腿，一边试图用拉伸来舒缓痛苦，就像处理抽筋一样，但显然肩窝里有东西扯裂了，或者断了，他得好自为之。他还有半边身体能动，可以应付像样的蛙泳，但如果肩膀的情况恶化，他会成为一个独臂男人，随波逐流，身上带伤，最终成为鲸鱼咸涩巨腹里的一条小鱼。

然后他想到，他可能在流血。

这个想法让他充满纯粹的动物恐慌，高等理性早已蒸发了。他的心率飙升，同时疯狂地踢腿。结果他呛了咸水，开始咳嗽。

停下，慢下来，他告诉自己。如果你现在恐慌，你就会死。

他强迫自己镇定下来，慢慢地转动，试图找到自己的方向感。他心想，如果能看到星星，他就能给自己定位。但雾太浓了，他什么都看不到。他应该往东游还是往西游？游回文雅岛还是游向大陆？然而他怎么能知道哪儿是哪儿？他出发的岛屿就像漂在汤碗里的冰块。在这个距离，即使游泳的轨道只偏移了几度，也可能刚好错过目的地，甚至永远不会到达。

他想，最好还是往长距离的海岸线游。如果他平稳地划水，不定期休息一下，不要恐慌，他最终一定能到达陆地。毕竟他是个游泳健将，熟悉大海。

他告诉自己他能做到的，这个想法让他信心激增。他坐渡轮的时候了解到，玛莎文雅岛距离科德角11千米。但他们的飞机在前往JFK机场，这意味着它可能在向南飞行，位于前往长岛的开放海域上空。他们飞了多远？他们离岸有多远？斯科特能用一只好胳膊游16千米，甚至是32千米吗？

他像是一只漂在远海的陆地哺乳动物。

他告诉自己，飞机应该发出了遇难信号，海岸警卫队已经出动。但即使这么想着，他还是意识到最后一点儿火焰熄灭了，残骸随着洋流散落开来。

为了让自己免于恐慌，斯科特想起了杰克。杰克—穿泳裤的希腊男神，咧嘴笑着，手臂弯折探入荡漾的高浪，双肩向前拱起，背阔肌突然出水。他们叫这种姿态螃蟹式，就好像一只被攫住的螃蟹。整个童年时代，斯科特把他的海报贴在墙上。他把它贴在那里提醒自己，一切皆有可能。你可以是探险家或宇航员，你可以航行七大洋，攀登最高峰。你只需要相信自己，这一切都会发生。

斯科特在水下屈体，一边剥掉他的湿袜子，一边对着寒冷的深海伸缩脚趾。他的左肩开始拉紧，所以尽可能多让它休息，用右边的身体带动身体的重量，每次用儿童的狗刨式游泳休息15分钟。他再一次意识到他不能胡乱选个方向，用一只胳膊迎着强劲的洋流游，而且不知道要游多远。恐慌和绝望渗入他的身体，他难以摆脱。

他嘴里的舌头已经开始发干。如果他要在海里游很久的话，脱水是另一个需要担忧的问题。他的周围风势渐起，大海变得狂暴。斯科特决定了，如果要做这件事，现在就要开始游。他再次寻找浓雾的间隙，可是没有，于是他短暂地闭上眼睛。他试图去体会方向，像铁料感觉磁极一样去探究方向。

在背后，他想。

他睁开眼睛，做了个深呼吸。

他正准备第一次划水时，听到了响声。一开始他认为是海鸥的声音，有升有降的尖声啼泣。之后大海把斯科特举高了几米，在浪尖上，他震惊地意识到自己听到的是什么。

是哭声，有个小孩在哭。

他四下转圈，试图明确地定位声音，但海浪起落不定，不断造成反弹和回声。

“嘿！”他呼唤，“嘿，我在这儿！”

哭声好像停止了。

“嘿！”他一边踢开潜流，一边呼喊，“你在哪儿？”

刚才他寻找残骸，但没有找到，下沉的碎片都朝各个方向漂走了。现在斯科特竖起耳朵听，急切地想找到那个孩子。

“嘿！”他再次喊叫，“我在这儿！你在哪儿？”

一度只有海浪的声音，斯科特开始怀疑或许自己听到的是海鸥的声音。但之后传来一个孩子的声音，尖厉而出人意料的近。

“救命！”

斯科特猛力游向声音的源头。他不再孤单，不再是忙于自保的一个人，现在他要对另一个生命负责。他想到他的妹妹，她16岁时淹死在密歇根湖里。他游了起来。

他发现9米外，孩子扒住一块座椅坐垫。是那个男孩，他应该没有超过4岁。

“嘿，”斯科特够到他时说，“嘿，小宝贝儿。”

他碰到男孩的肩膀时，声音如鲠在喉，他意识到自己在哭。

“我在这儿呢，”他说，“我够到你了。”

对折的座椅坐垫充当了漂浮装置，有臂带和束腰带，但它是为成年人设计的，所以斯科特好不容易才把它固定在了男孩身上，他冷得发抖。

“我吐了。”男孩说。

斯科特温柔地给他擦嘴：“没事的。你没事，只是有点儿晕浪。”

“我们在哪儿？”小男孩问。

“我们在海洋里，”斯科特告诉他，“发生了坠机，我们在海洋里，但我准备游回海岸。”

“别离开我。”男孩说，声音里有些许惊慌。

“不会，”斯科特说，“当然不会，我会带上你。我得把这东西固定在你身上，然后你躺在上面，我拉着你游。这个建议，听起来怎么样？”

男孩点点头，斯科特开始工作。他只有一只胳膊能用，所以做起来很难，但经过一阵折腾之后，他成功地把漂浮装置的皮带打成了一个编织结。他把男孩塞进背带装置里，然后研究效果。虽然皮带没有他想要的那么紧，但应该能保证男孩浮在水面上。

“好了，”斯科特说，“我需要你抓紧，我要把你拉回岸上。你知道怎么游泳吗？”

小孩点点头。

“好，”斯科特说，“如果你从垫子上掉下来，我要你努力踢水，拍打胳膊，好吗？”

“猫狗式。”男孩说。

“对了。用你的手游猫狗式，就像妈妈教你的那样。”

“我爸爸教的。”

“当然。就像爸爸教你的那样，好吗？”

男孩点头。斯科特看到他的恐惧。

“你知道英雄是什么吗？”斯科特问他。

“他打坏人。”男孩说。

“对。英雄打坏人。而且他从来不放弃，对吗？”

“不放弃。”

“好，我需要你现在当英雄。假设海浪是坏人，我们要游过它们。我们不能放弃，我们不会放弃，我们会一直游，直到游到陆地，好吗？”

男孩点点头。斯科特把左臂穿进其中一条皮带，疼得一阵抽搐，现在他的肩膀在抗议。抬升他们的每一波高浪都增加他的迷失感。

“好吧，”他说，“我们开始吧。”

斯科特闭上眼睛，再次试图体会该往哪个方向游。

在你背后，他想。海岸在你背后。

他在水里小心地绕着男孩换位，开始踢水。就在此时，月光穿透了浓雾，头顶短暂地露出一片星光璀璨的暗空。斯科特拼命寻找认得的星座，同时缺口在快速地合上。他认出了仙女座，然后是北斗星，随后是北极星。

伴着一阵令人作呕的眩晕，他终于意识到，原来在另一个方向。

斯科特一度觉得有强烈的呕吐欲望。要是天空没有放晴，那他和男孩会一直游向大西洋的深渊，随着每一次踢水，东海岸都在他们身后后退，直到他们被疲惫耗尽体力，无影无踪地沉入海底。

“计划突然有变，”他告诉男孩，一边尽力保持语气轻松，“我们走另一边吧。”

“好啊。”

“好啊。不错。”

斯科特踢水，让两人就位。他游过的最远距离是24千米，但当时他19岁，而且之前训练了好几个月。当时的比赛是在没有洋流的湖里，而且他的两只胳膊都能用。但是现在是夜晚，水温在下降，他得与大西洋的强流搏斗，天知道能游多远。

如果这次能活下来，他想，一定要给杰克·拉兰内的遗孀送一个果篮。

这个想法太荒谬了，结果斯科特在水里上下颠簸着，开始大笑，一时半会儿停不下来。他想到自己站在爱蒂宝4的柜台前，填写卡片。

献上最深厚的情谊—斯科特。

“停下。”男孩说，他突然担心自己能否活命，因为自己的命似乎掌握在一个疯子的手上。

“好的，”斯科特试图让男孩安心，“没事的。只是想到一个笑话。我们现在就出发。”

他用了几分钟找到划水的节奏，这是一种改良的蛙泳，右手比左手夹水更多，同时用力蹬腿。可他感到一团嘈杂，他的左肩就像一袋碎玻璃。蚀人的担忧潜入他的五脏六腑，他们会被淹死的，他们两人都会葬身深海。但之后不知怎么的，一种节奏自行呈现，他开始在重复中忘我地游起来，他的手臂从上入水，两腿以剪式夹水，他游进无底深海，水花迎面飞溅。只是现在很难把握时间，飞机是几点起飞的？晚上十点？过去了多久？三十分钟？一个小时？还有多久太阳能升起？八小时？九小时？

他周围的大海千疮百孔，变化不定。他游着，试图不去考虑开放的海域有多辽阔，不去想象海洋的深度。八月的大西洋是大型风暴锋面的发源地，海底峡谷的冷槽中形成飓风，不同天气模式的碰撞，温度与湿度形成巨大的低气压气阱。全球势力狼狈为奸，手举棍棒、脸涂迷彩的蛮族大军呼啸着冲进战局，天空立即阴沉下来。一道不祥的闪电划过，雷鸣的巨响就像战斗的喧腾，而大海，片刻之前还风平浪静，此时变成人间炼狱。

斯科特在脆弱的平静中游着，试图清空自己的思绪。

有东西擦过他的腿。他瞬间僵住了，开始下沉，然后不得不蹬腿保持漂浮。

他心想，是鲨鱼。他得静止不动。

但如果停下不动，他会被淹死。

他翻身仰泳，深呼吸给胸腔充气。他从未如此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在食物链中低下的地位。他体内的本能在对他尖叫，不让他翻身背对深海，但他还是翻身了。他尽可能平静地漂在海里，随着潮汐起起落落。

“我们在干吗？”男孩问。

“休息，”斯科特告诉他，“现在我们要非常安静，行吗？不要动。试着让脚离开水面。”

男孩沉默下来，他们随着浪涌起起落落。斯科特原始的爬虫大脑命令他快逃，但他不予理睬。鲨鱼能在一百万加仑海水里闻到一滴血的腥味。斯科特和男孩中只要有一个人在流血，他们就完了。但如果没有，而且他们能完全保持静止的话，鲨鱼应该会放过他们。

他拉住男孩的手。

“我姐姐呢？”男孩低声问。

“我不知道，”斯科特也低声回答，“飞机掉下来了。我们都失散了。”

漫长的沉默。

“或许她没事，”斯科特低声说，“或许你的父母在她身边，他们在别的地方漂着，也可能他们已经被救起了。”

长时间的沉默后，男孩说：“我不这么认为。”

他们带着这个想法漂了一会儿。头顶的雾开始消散，天空慢慢开始放晴，然后星星出现了，还有一弯新月，最后他们周围的海洋变成了一条亮片裙子。斯科特躺在水面上，发现了北极星，确认他们在往对的方向游。他望向男孩，男孩害怕得睁大了双眼。这是斯科特第一次看到他的小脸蛋，眉头紧皱，撇着小嘴。

“嗨。”斯科特说，海水在他的耳边轻拍。

男孩面无表情，很严肃。

“嗨。”他回话。

“我们休息好了吗？”斯科特问。

男孩点头。

“好，”斯科特翻过身来说，“我们回家。”

他恢复平衡，开始游泳。他确信自己随时会受到下方的突袭，一张蒸汽挖掘机的大口刀锋般地一合，但没有。过了一会儿他就把鲨鱼抛诸脑后，他用意志让两人前进，一划又一划。他的腿在身后呈八字形推动，他的右臂一冲一拉，一冲一拉。为了让头脑保持兴奋，他想象自己更愿意在别的液体里游泳：牛奶，汤，波本威士忌，或者波本威士忌的海洋。

他考虑着自己的人生，但细节对现在似乎毫无意义。他的抱负，他每月要交的房租，离开他的女人。他想到自己的工作，帆布上的笔画。他今晚画的是海洋，一画又一画，就像哈罗德和他的紫色蜡笔，坠落时他画出一个气球。5

现在斯科特漂浮在北大西洋上，他突然意识到，他从来没有比此刻更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是谁，目标是什么。现在看来太明显了，他被放到这个地球上就是要征服这片海洋，就是要救这个男孩。41年前，命运把他带到旧金山的那片海滩上，它让他见到一尊金色的神，手腕上戴着枷锁与海风搏斗。命运给了斯科特游泳的动力，让他加入初中游泳队，然后是高中和大学的校队。命运推动他每天早晨五点去练习游泳，太阳还没升起，他已在含氯的蓝池里游了一圈又一圈。然后是其他男孩水花四溅的鼓掌，教练哨子的“哔哔”声。命运把他带进水里，但是，是意志驱使他三次取得州冠军比赛胜利，是意志把他推向高中男子200米自由泳的第一名。

他潜下光滑如苹果的游泳池底，开始爱上耳压的感觉。他夜里梦到它，在一片碧蓝里像浮标一样漂着。当他在大学里开始画画时，蓝色是他画的第一种颜色。

他开始口渴时，男孩说话了：“那是什么？”

斯科特从水中抬起头。男孩正指着他们右边的什么东西。斯科特望过去。月光下，斯科特看到一团黑色的庞然巨浪正悄悄朝他们潜来，一边升高，一边蓄力。斯科特快速估量出它有8米高。它像一只正在下压的巨兽，隆起的脑袋在月光中闪烁。恐慌以闪电般的光速袭来，他没时间思考，转身，开始朝它游去。他还有大概30秒的时间缩小距离，左肩对他发出惨叫，但他不去理睬。男孩察觉到大难临头，放声大哭，但斯科特没时间去安慰他。

“深呼吸，”斯科特叫嚷着，“现在深吸一口气。”

浪太大太快，还没等斯科特好好吸口气，浪已经压在了他们的身上。

他把男孩从漂浮装置里拽出来，潜进水里。

他的左肩里有东西断裂，他不管不顾。男孩挣扎反抗，反抗这个把他拖下水淹死的疯子。斯科特把他抓得更紧，同时踢水。他像一颗子弹，一颗瞬间穿透海水的加农炮，潜到死亡之墙下方。随着周围海水的压力增大，他的心脏剧烈跳动，他的肺充满空气。

头顶的大浪过去后，斯科特确信自己失败了，他感觉自己被回头浪的大漩涡吸回水面。他意识到，海浪会把他们嚼碎，分尸。他踢得更用力，把男孩搂在胸前，争取多游一点儿。头顶的海浪达到峰顶，在他们身后倒进海里—8米高的海浪像铁锤一样落下，百万加仑的怒涛瞬间被搅拌的漂洗循环流取代。

他们被旋转，被拖拽，感觉上下颠倒。压力威胁着要把他们扯裂，将男人和男孩分开，但斯科特坚持不放手。现在他的肺在尖叫，他的眼睛被咸水腌得刺痛，男孩在他怀里停止了挣扎。海洋一片纯黑，没有星星和月亮的迹象。斯科特释放肺里的空气，感觉气泡像瀑布般倾泻，经过他的下巴和胳膊。他用尽力气把两人翻转过来，踢腿升上水面。

斯科特咳嗽着露出头来，肺里一半都是水，他只能用喊叫的方法清水。男孩在他的怀里柔弱无力，脑袋了无生气地靠在他的肩上。斯科特翻转男孩，让男孩的背抵着他的胸膛，然后拼尽全力有节奏地按压男孩的肺部，直到他也咳出咸水。

座椅坐垫没了，被海浪嚼碎了，斯科特只好用他的好手搂着男孩。寒冷和衰竭即将压垮他。有一段时间他能做的只是保持他们漂浮。

“那是个大坏蛋。”男孩终于说话了。

斯科特一时没理解这句话，但之后他回过神来，他告诉男孩，海浪是坏人，他们是英雄。

真勇敢，斯科特叹服。

“我好想吃芝士汉堡，”他在风平浪静时说，“你呢？”

“馅饼。”男孩过了一会儿说。

“哪种？”

“全部。”

斯科特大笑，他无法相信自己还活着。他感觉到片刻的轻快，身体还保存着能量。他今晚第二次面对某种死亡，然后逃生。他继续寻找着北极星。

“还有多久？”男孩想知道。

“不远了。”斯科特告诉他，尽管事实是，他们可能离岸边还有几千米。

“我冷。”男孩牙齿打战地说。

斯科特抱紧他：“我也是。坚持住，好不好？”

他把男孩挪回背上，想办法让他高出水沫。男孩搂住斯科特的脖子，他的呼吸在斯科特的耳边回响。

坚持到底！斯科特说，不仅给自己打气，也是给男孩打气。

他又看了一眼天空，然后开始游泳。他现在用的是侧泳，两腿交剪，一只耳朵没入咸味的阴沉海面。他的动作更笨拙了，不够平稳。他似乎找不到节奏。两个人都在颤抖，身体核心温度一秒一秒下降。很快他的脉搏和呼吸都会放慢，正如他的心率会提高一样，失温会让这些来得更快。心肌梗死也不是不可能发生，因为身体需要保暖才能运作。没有温度，他的重要脏器会开始衰竭。

不要放弃。

永不放弃。

他不停地游，牙齿咯吱打战，他拒绝屈服。男孩的重量就要把他压沉，但他用有力的双腿更用力地蹬踢。他周围的海是瘀紫色和午夜蓝色，浪尖的冷白色在月光下泛着微光。他的腿部互相摩擦的地方，皮肤开始蹭伤，盐水还在暗中作恶。他的嘴唇干裂。他们的上空，海鸥叫唤滑翔，就像等待终结的秃鹫。它们用叫喊声嘲弄他，他在脑海里希望它们通通去死。海里有古老的、无法想象的东西，海底的大河从墨西哥湾带起暖流。大西洋是高速公路的连接枢纽，有海底天桥和旁路。就在那幅图里，斯科特·伯勒斯像跳蚤身上一个小点上的一小粒灰，带着尖叫的肩膀在做生死搏斗。

感觉就像过去了几个小时，男孩突然喊出一个词：“陆地！”

斯科特一时半会儿不确定是男孩真的说话了，还是一个梦。但之后男孩一边指，一边重复了那个词：“陆地！”

就像一个错误，就像男孩把这个救命的词和别的词混淆了。斯科特抬起头，因为精疲力竭显得十分迟钝。他们身后，太阳开始升起，给天空染上温和的粉红色。一开始，斯科特以为他们前方的大陆只是地平线上几朵低垂的云，但之后他意识到，是他自己在移动。

陆地，好几千米远的陆地。开放的海滩对着一块岩石弯成弧形。他们看到街道和房屋，还有城市！

终于得救了！

斯科特忍住庆祝的冲动。至少还有2000米要游，迎着激流和下层逆流的艰难的2000米。他的双腿在发抖，他的左臂已经失去了知觉，然而他仍旧感觉欢欣鼓舞。

他做到了，他救了他们两个。怎么可能呢？

30分钟后，一个穿着内裤、全身发灰的男人背着一个4岁的男孩，踉跄地走出海浪。他们一起颓然倒在沙滩上。太阳已经高照，稀薄的白云勾出地中海的深蓝。温度在20摄氏度左右，海鸥没有重量地悬在微风里。男人气喘吁吁地趴着，躯干上下起伏，像失灵的橡皮四肢打弯。既然他们已经来到这里，他无法再动弹哪怕一厘米了。他垮了。

男孩蜷缩在他的胸口，轻声地哭泣。

“没事了，”斯科特告诉他，“我们现在安全了，我们会没事的。”

几米外有个空的救生站。后面的指示牌上写着：蒙托克州立海滩。

纽约。他一路游到了纽约。

斯科特笑了，露出一个纯粹的、快乐的微笑。

他想，真好，这将会是美好的一天。

一个眼白很多的渔民开车送他们去了医院。三人一起挤在皮卡车磨损的长椅上，破旧的减震器让他们上蹿下跳。斯科特没穿裤子也没穿鞋，没有钱也没有身份证明。他和男孩两人都饱受了刺骨的寒冷，他们已经在15摄氏度的海水里泡了近8个小时。失温让他们头脑迟钝，甚至无法开口说话。

渔民用西班牙语对他们大谈耶稣。收音机开着，多半是静电噪音。在他们的脚下，风从一个锈孔钻进车里。斯科特把男孩拉向自己，试图通过摩擦让他暖和起来。他用那只好手用力搓着孩子的胳膊和后背。在沙滩上，斯科特用他有限的西班牙语告诉渔民，男孩是他的儿子，因为解释真相太过于复杂。而真相是，他们两个是陌生人，被一起不寻常的事故拉扯在了一起。

斯科特的左臂现在完全废了。汽车每驶过一个坑洼，疼痛都钻入他的身体，让他晕眩恶心。

没事的，他告诉自己，一遍遍地重复这几个字。但在心底里，他仍无法相信他们大难不死。

“谢了。”皮卡车开上蒙托克医院急诊室的月牙形车道时，他支吾了一句。斯科特用他好的肩膀把门撞开，蹭下车来，身体的每块肌肉都因为衰竭而发麻。晨雾已经散开，暖阳照在他的后背和腿上，几乎有种虔诚的感觉。斯科特扶男孩跳下车，然后他们一起蹒跚地走进急诊室。

等候区几乎没有人。角落里，一个中年男子的头上敷着一个冰袋，水顺着他的手腕滴到油布地毯上。房间的另一头，一对老年夫妇拉着手，他们的头挨在一起。女的不时对着一团舒洁纸巾咳嗽，她一直紧紧地把纸巾攥在左手里。

一个接待护士坐在玻璃后面。斯科特费力地走向她，男孩拉着他的衬衣下摆。

“嗨。”他说。

护士匆匆打量了他一眼。她的名牌上写着：梅兰妮。斯科特试图想象自己是什么样子，他只能想到艾克米火箭在大笨狼的眼前爆炸后，它的那副样子。

“我们的飞机失事了。”他说。他的声音很大，吓了人一跳。

接待护士斜眼看着他。

“你说什么？”

“我们乘坐从玛莎文雅岛出发的一架私人飞机。结果我们掉进海里了。我想我们现在体温过低，我的……我的左胳膊动不了了，锁骨可能断了。”

护士仍然在琢磨这件事。

“你乘坐的飞机坠毁在海里了？”

“我们游了……我游了……我想有16千米，也许24千米。我们大概一个小时前刚刚上岸，一个渔民开车送我们过来的。”

这些话让他头晕，他的肺开始停工。

“哎，”他说，“你觉得我们能找人治疗吗？至少这个男孩需要治疗，他才4岁。”

护士看着湿淋淋、打着寒战的男孩：“他是你的儿子吗？”

“我如果说‘是’，你能给我们叫医生吗？”

护士抽了一下鼻子：“你用不着这么无礼。”

斯科特感觉自己咬紧了牙关，说：“事实上非常有必要。我们坠机了，请赶紧给我们找医生来。”

她犹豫地站起来。

斯科特看了一眼顶置式电视机。电视声音很小，但屏幕上是搜救船在海上的画面。通栏大标题是：一架私人飞机疑似失踪。

“喏，”斯科特指着电视说，“那就是我们的飞机。你现在相信我了吗？”

护士看着电视，是断裂的残骸在海里上下晃动的画面。她的反应一触即发，就好像斯科特在过境通道手忙脚乱地一通疯找后，掏出了一本护照。

她按下内部通话的按钮，然后说“橙色警报，我需要所有有空的医生立刻到接待处来。”

斯科特腿部的抽搐已经非常危急。他脱水、缺钾，像个无法给自己的身体提供所需营养的马拉松选手。

“只要，”他倒在地上说，“大概一个就够了。”

他躺在凉凉的油布地毯上，仰头看着男孩。男孩很清醒，他在担心。斯科特试图安慰他，想对他笑，可是他的嘴唇使不上力。刹那间他们被医务人员包围了，他们七嘴八舌地高喊着。斯科特感觉自己被抬上了一张轮床。男孩的手松脱了。

“不！”男孩呼喊着。他在尖叫，扑打。一个医生对他说话，尝试让男孩理解，他们会照顾好他，不会发生什么事的。

“小鬼！”斯科特挣扎着坐起来，声音越来越大，直到男孩看到他，“没事的！我在这儿！”

他爬下轮床，他的腿像橡胶一样，几乎没法站立。

“先生，”一个护士说，“你必须躺下。”

“我没事，”斯科特告诉医生们，“救他吧。”

他对男孩说：“我在这儿呢！我哪儿也不去！”

在白天，男孩的眼睛蓝得惊人，过了片刻他点点头。斯科特感觉头晕眼花，转向了医生。

“我们应该快点儿做完，”他说，“如果不是太麻烦的话。”

医生点点头。他年轻而清醒，能从他的眼睛里看出来。

“行，”他说，“但我得给你找一辆轮椅。”

斯科特点头。护士推来一辆轮椅，他一屁股跌到轮椅上。

“你是他的父亲吗？”他们的轮椅驶向诊断室时，她问他。

“不是，”斯科特告诉她，“我们刚刚认识。”

在诊断隔间里，医生快速地给男孩做了大致检查，看有没有骨折，检查眼睛的光感，“跟着我的手指”。

“我们得给他静脉输液，”他告诉斯科特，“他严重脱水。”

“嘿，哥们儿，”斯科特告诉男孩，“医生需要在你的胳膊上扎一根针，行吗？他们需要给你一些液体和维生素。”

“不要针。”男孩说，眼睛里带着恐惧。再说错一个字，他就要疯了。

“我也不喜欢针，”斯科特说，“但你知道吗？我也会打一针，我们一起打针，怎么样？”

男孩思考了这件事，似乎很公平。他点点头。

“好了，”斯科特说，“我们拉着手，我们一起面对。别看，好吗？”

斯科特转向医生。

“你可以给我们一起打吗？”他问。

医生点头，发出指令。护士们备好针头，把吊针袋挂在金属架上。

“看着我。”到了该打针时，斯科特告诉男孩。

男孩的眼睛像是蓝色的水晶，针扎进去时他畏缩了一下。他的眼里涌起泪水，下唇颤动，但他没哭。

“你就是我的英雄，”斯科特告诉他，“我的大英雄。”

斯科特能感觉到流体进入他的身体系统，昏厥的冲动几乎瞬间烟消云散。

“我会给你们两个人都打一针温和的镇静剂，”医生说，“你们的身体为了保暖，超负荷运转了。你们需要静下来。”

“我没事，”斯科特说，“先给他打吧。”

医生明白争吵也没有意义。一根针插进了男孩的吊瓶注射管里。

“你会休息一小会儿，”斯科特告诉他，“我就在这儿。我可能会出去一分钟，但我会回来的，行吗？”

男孩点点头。斯科特摸摸他的脑袋，他记得自己9岁的时候，从树上掉下来摔断一条腿。整个过程他都十分勇敢，但当爸爸出现在医院时，斯科特开始号啕大哭。现在这个男孩的父母极有可能死了，没有人会走进那扇门，允许他崩溃。

“那就好，”他告诉男孩，男孩的小眼睛开始震颤着要闭上了，“你做得很棒。”

男孩睡着后，斯科特被推到另一间诊断室。他们把他放到一张轮床上，剪开他的衬衫。他感觉他的肩膀像一台卡住的引擎。

“你感觉怎么样？”医生问他。他大概38岁的样子，眼周有小细纹。

“好些，”斯科特说，“事情开始好转了。”

医生做了表面检查，看有没有明显的切口和瘀伤，“你真的在黑暗中游了那么远啊？”

斯科特点点头。

“你记得什么吗？”

“细节有点儿模糊。”斯科特告诉他。

医生一边检查他的眼睛，一边问：“撞到头没有？”

“应该有。坠机前我们在飞机上……”

医生的小笔灯让他眼前暂时一黑，他啧啧了两声后说：“注视反应看起来不错，我认为你没有脑震荡。”

斯科特吐出了一口气，说：“我想我如果有脑震荡的话，应该没办法游一夜的泳。”

医生思索了一下：“也许你是对的。”

斯科特的身体开始暖和起来，输的液体也更换了，一切开始恢复：整个世界的运转，国家与公民的概念，日常生活，网络，电视。他想起他三条腿的狗，现在正放在邻居家里，它差一点儿就再也不吃桌下的肉丸了。斯科特的眼里充满泪水，但很快又把泪水擦干净。

“新闻里怎么说？”他问。

“没说什么。空中交通管制中心说，飞机在昨晚十点左右起飞，它在他们的雷达上出现了大概15分钟，然后就消失了，也没有发出求救信号。他们还希望是无线电坏了，飞机已经在哪里紧急迫降，但之后一艘渔船发现了一片机翼。”

那一刻，斯科特仿佛回到了海里，在漆黑的深渊中踩水，被橘色的火焰包围。

“有其他的……幸存者吗？”他问。

医生摇摇头，他在关注斯科特的肩膀。

“这样疼吗？”他轻轻地提起斯科特的肩膀问道。

疼痛一触即发，斯科特大声叫着。

“我们做个X光和造影扫描吧。”医生告诉护士。

他转向斯科特。“我也嘱咐给男孩做个造影，”他说，“我想确保没有内出血。”

他把一只手放在斯科特的胳膊上。

“你救了他的命，”他说，“你知道的，对吧？”

斯科特第二次憋回眼泪，他有很长时间说不出话来。

“我要打电话给警察，”医生告诉他，“让他们知道你们在这儿。如果你们需要什么东西，就告诉护士。我几分钟后会回来看你。”

斯科特点头，说：“谢了。”

医生又盯着斯科特看了一会儿，然后摇摇头。

“真要命。”他笑着说。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全是化验。斯科特的体内充满温暖的液体，体温回到了正常水平。他们给他维柯丁止痛，他在朦胧的空白状态里漂浮了一阵子。原来他的肩膀只是脱臼，没有骨折。让它回到原位的手法是闪电袭击式的暴力大动作，紧接着，明显的疼痛停止了，就好像损伤从他的身体里完全逆向抹除了。

在斯科特的坚持下，他们安排他住进男孩的房间。正常情况下，儿童住在大楼的另一区，但鉴于现在的情况，只好破例一次。他们把斯科特推进房间时，男孩已经醒了，在吃果冻。

“好吃吗？”斯科特想知道。

“绿的。”男孩皱着眉头说。

斯科特的床在窗边，他觉得从来没有别的东西有医院这张令人刺痒的床单这么舒服。街对面是树和房子，汽车开过，挡风玻璃闪着亮光。一个女人在自行车道上逆向慢跑。附近的院子里，一个戴蓝色球帽的男人在给自家草坪推草。

看起来似乎不太可能，但生活依旧在继续。

“你睡了一觉？”斯科特说。

男孩耸耸肩，然后问他：“我妈妈来了吗？”

斯科特努力保持中立态度。“没有，”斯科特告诉他，“他们打给你的—我猜你有姨妈和姨夫在康涅狄格州。他们正在赶过来。”

男孩笑了，他说：“是埃莉诺。”

“你喜欢她吗？”

“她很好笑。”男孩说。

“好笑是好事。”斯科特说。他的眼皮在跳，疲惫完全不能形容此刻这种重金属的重力猛吸他的骨头的感觉。“我要睡一下，如果可以的话。”

就算男孩有其他想法，斯科特也听不到了。没等孩子回答他就睡着了。

他睡了一会儿，没有做梦的沉睡，却像关在一座古堡的地牢。他醒来时，男孩的床是空的，斯科特一阵惊慌。他刚下床一半，浴室的门开了，男孩推着他的吊瓶架出来了。

“我撒尿了。”他说。

一名护士进来给斯科特量血压。她给男孩带来一个毛绒玩具，是一只棕熊，爪子里抱了一颗红心。他快乐地叫了一声拿过来，马上开始玩了起来。

“小孩子啊。”护士摇着头说。

斯科特点头。睡过觉之后，他急于了解更多坠机的细节。他问护士他能不能下床。护士点点头，但告诉他别走远了。

“我一会儿回来，哥们儿，行吗？”

男孩点点头，玩着他的熊。

斯科特在他的病号服外面罩了一件薄棉袍，推着他的吊瓶架经过走廊，来到空无一人的病人休息室。这是一间狭长的房间，有压缩板做的椅子。斯科特坐在椅子上，在电视上找到一个新闻频道，调高音量。

“……飞机是一架OSPRY，在堪萨斯出厂。机上乘客有戴维·贝特曼，ALC新闻频道的董事长，以及他的家人。现在证实身份的乘客还有本·吉卜林和他的妻子莎拉。吉卜林是怀雅特·哈撒韦公司资深合伙人。这架飞机已经在昨晚十点后掉进纽约邻近海岸的大西洋里。”

斯科特盯着镜头片段，是直升机拍下的灰色浪涌。海岸警卫队的小船和伸长脖子看热闹的度假水手。尽管他知道残骸可能已经漂走，他还是忍不住想到自己不久前就在那里，一个在黑暗中浮动的弃置浮标旁。

“现在有报告出来，”主播说，“本·吉卜林可能正在被财政部海外资产管理办公室调查，而且即将被指控。但是调查的范围及原始资料还不明确。随着事态的发展，将带来更多关于此事的报道。”

一张本·吉卜林的照片出现在屏幕上，比真人要年轻，头发也更多，斯科特记得他的眉毛。他意识到，那架飞机上的每个人，除了他和男孩，现在都只存在于过去时态了。这个念头让他脖子上的汗毛竖立，他一度觉得自己可能昏倒。然后有人敲门，斯科特抬起头，他看到一群穿西装的男人在走廊里徘徊。

“伯勒斯先生，”敲门的人说，“我是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的格斯·富兰克林。”他50岁出头，是一个白发的非裔美国人。

斯科特开始起身，这是对社交礼仪的条件反射。

“不，请坐，”格斯说，“你受了很多罪。”

斯科特坐回沙发上，拉拢他腿上的棉袍。

“我看电视上的新闻，”他说，“救援报道，还是叫海上救助？我不确定怎么说，我觉得我还处在极度震惊的状态。”

“当然。”格斯环顾着这个小房间，说。

“这间房里最多待四个人，”他告诉他的同僚，“不然的话，会有一点儿幽闭恐惧。”

他们很快开了个小会。最终商定留六个人，格斯和房间里的两个人（一男一女），还有走廊里的两个人。格斯坐在斯科特旁边的沙发上，女的在电视机左边，她的右边是一个整洁的胡须男，因为缺少一个更好的词，就叫他书呆子吧。女的扎着马尾辫，戴眼镜，男的留着花八块钱剪的廉价发型，穿着杰西潘尼的西装。门口的两个人更加严肃，衣着讲究，军人发型。

“我说过，”格斯说，“我是运输安全委员会的人。莱斯莉是联邦航空局的，弗兰克是OSPRY公司派来的。门口的是联邦调查局特工奥布莱恩和财政部外资办的巴里·海克斯。”

“外资办，”斯科特说，“我刚在电视上看到关于它的报道。”

海克斯沉默地嚼着香口胶。

“如果你觉得状态可以的话，伯勒斯先生，”格斯说，“我们想问你几个关于航班的问题，谁在飞机上面，还有坠机之前的情况。”

“假如是坠机，”奥布莱恩说，“不是恐怖行为的话。”

格斯直接无视这句话。

“我知道的是这样，”他告诉斯科特，“眼下我们没找到其他幸存者，也没发现任何尸体。几片漂浮的残骸在长岛沿岸大约47千米处被发现，我们正在检验它们。”

他身体前倾，把手放在膝盖上。

“你经历了太多事，如果你想停下的话说出来就好。”

斯科特点点头。

“有人说，男孩的姨妈和姨夫正从康涅狄格州赶过来，”他说，“你们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到这儿吗？”

格斯看看奥布莱恩，他走出了房间。

“我们帮你问一下。”格斯说，他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个文件夹，“我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是确认飞机上有多少人。”

“你们没有航空日程表吗？”斯科特问。

“私人飞机会提交飞行计划，但乘客名册相当不可靠。”他查看他的文件。

“你叫斯科特·伯勒斯，没错吧？”

“没错。”

“你介意给我你的社会保险号吗？我们记录一下。”

斯科特背出号码。格斯记下来。

“谢了，”他说，“这很有帮助。三州地区里有十六个斯科特·伯勒斯。我们不太确定正在打交道的是哪个。”

他对斯科特笑了一下。斯科特试图给出一个支持的回应。

“根据我们能够拼凑出的情节，”格斯告诉他，“机组人员是一名机长、一名副驾驶员和一位空乘。我念出他们的名字时，你能识别出来吗？”

斯科特摇摇头。格斯记下笔记。

“至于乘客方面，”格斯说，“我们知道戴维·贝特曼包下了飞机，他和他的家人—妻子美琪和两个小孩，瑞秋和JJ都在飞机上。”

斯科特想起他登机时，美琪对他的微笑，温暖而热情。一个他在集市上闲聊时顺路认识的女人，他们互相问候和交谈，谈话偶尔关于她的孩子，或他的工作。她现在已经葬身大西洋底的事实让他想吐。

“还有最后，”格斯说，“除了你本人，我们相信本·吉卜林和他的妻子莎拉也在机上。你能确认吗？”

“是的，”斯科特说，“我上飞机时见到了他们。”

“请描述一下吉卜林先生的样子。”海克斯特工要求道。

“嗯，他身高大概一米八，头发灰白。他有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眉毛。还有他的妻子非常啰唆。”

海克斯看看奥布莱恩，点点头。

“为了明确一下，”格斯说，“你为什么在飞机上？”

斯科特看看他们的脸。他们是在争抢事实的刑警，在填补缺失的信息。一架飞机坠毁了，是机械故障？是人为失误？应该怪到谁头上？责任在谁？

“我是……”斯科特停顿了一下，然后继续说，“—我几周前在岛上认识了美琪，就是贝特曼夫人。我每天早晨都去农贸市场喝咖啡，吃比亚利面包卷。有时候她会带着孩子来，有时候是自己一个人。然后有一天我们开始交谈了。”

“你跟她上床了没有？”奥布莱恩问。

斯科特想了一下这个问题，说：“没有，这也和这件事不相关。”

“相不相关由我们决定。”奥布莱恩说。

“当然，”斯科特说，“不过或许你可以给我解释一下，坠机事件中一名乘客的性互动是怎么和你们的调查相关的。”

格斯飞快地点了三次头。他们偏题了，浪费的每一秒钟都让他们离真相更远。

“回到正题。”他说。

斯科特充满敌意地盯着奥布莱恩的眼睛看了很久，然后继续说话。

“周日早上我又撞见美琪了，我告诉她我得去纽约几天，于是她邀请我和他们一起坐飞机。”

“你为什么要去纽约？”

“我是个画家，我一直住在文雅岛，正准备去纽约和我的代理人会面，跟几家画廊聊聊开画展的事。我的计划本来是乘渡轮去本岛，但美琪邀请了我坐私人飞机。整件事好像很巧，我差点儿没去。”

“但你还是去了。”

斯科特点点头。

“我在最后一秒赶到，几件事情刚好凑巧了。我赶到的时候他们其实正在关舱门。”

“那个男孩真幸运，你上了飞机。”联邦航空局的莱斯莉说。

斯科特想了想。幸运吗？在一场悲剧中活下来有什么幸运的？

“你觉得吉卜林先生看起来焦虑吗？”海克斯突然插嘴，显然不耐烦了。他有自己的调查要做，跟斯科特没多大关系。

“我们要按顺序办事，”格斯回绝了他，“这件事是我在主导—这是我的调查。”

他转向斯科特。

“机场的日志上显示，飞机在10点06分起飞。”

“听起来没错，”斯科特说，“我当时没看手机。”

“你可以描述一下起飞吗？”

“很—平稳。我的意思是，那是我第一次坐私人飞机。”

他看看弗兰克，OSPRY的代表。

“很好，”他说，“除了坠机那部分，我是说。”

弗兰克看起来惊慌失措。

“所以你不记得任何不寻常的事？”格斯问，“任何不平常的声音或者推撞？”

斯科特回想了一下，事情发生得太快，他还没扣上安全带，他们就开始滑行了。莎拉·吉卜林在和他说话，问他工作的事，以及他是怎么认识美琪的。女孩在玩iPhone，听音乐或者玩游戏之类的。男孩在睡觉。吉卜林在—他在干什么？

“我觉得没有，”他说，“我记得更多是感觉到它的力量，我猜那就是喷气式飞机的特点。然后我们就离开地面，开始上升。多数遮光板都打开了，机舱里非常明亮，电视里还播着棒球赛。”

“昨晚波士顿在打比赛。”奥布莱恩说。

“德沃金。”弗兰克好像很懂的样子，门口两个联邦政府的人笑了。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斯科特说，“但我还记得音乐，有点儿爵士，可能是辛纳屈？”

“有没有哪个节点，不寻常的事情开始发生？”格斯问。

“嗯，我们掉进海里。”斯科特说。

格斯点头。

“具体是怎么发生的？”

“嗯—我是说—很难记清楚，”斯科特告诉他，“飞机突然转动，倾斜，我—”

“慢慢说。”格斯说。

斯科特回想着。飞机起飞，有人给他递来一杯酒。这些画面闪过他的脑海，像宇航员那般眩晕，有嘟嘟响的声音，金属发出锐响，方向错乱的旋转，就像一段被剪切后随机拼接的电影底片。人脑的工作是收集世界所有的输入信号—视像，声音，气味—组成一段连贯的叙事。这就是记忆，是我们为过去精心编造的一个故事。但当那些细节全都粉碎了怎么办？就像砸在铁皮屋顶上的冰雹，随机发光的萤火虫。当你的生活无法被转化成线性叙事时，怎么办？

“有撞击，”他说，“我想，是某种—我想是震荡。”

“像是爆炸？”OSPRY的男人满怀希望地问。

“不。我是说，我认为不是。更像是—敲击，然后—同时飞机就—掉下来了。”

格斯之后想说什么的，可能是一个后续问题，但没说。

斯科特在脑海中听到一声尖叫，不是出于恐惧，更多是自然而然的呼叫，对意料之外的事情的一种反射性的声音反应。害怕刚出现时，会发出这种声音，突然发自肺腑地意识到自己不安全，意识到参与的活动有很大很大的风险。你的身体发出声音，你立刻冒出一身冷汗，你的括约肌收紧。这一刻之前，你的头脑一直在以步行速度移动，现在突然全速向前行进，为了逃命。战或逃，这就是理智失灵，某种原始的、动物性的东西主导的时刻。

伴随着一阵突然刺痛的确定感，斯科特意识到，那声尖叫是自己发出的，然后是一片漆黑。他的脸色变白。

格斯倾身过来：“你想停下吗？”

斯科特吐了口气：“不用，没事。”

格斯叫一个助手从贩卖机给斯科特买一罐饮料来。他们等待的时候，格斯摆出他汇编出的事实。

“根据我们的雷达信号，”他说，“飞机在空中飞行了15分钟41秒，到达高度3657米后急速下降。”

汗顺着斯科特的背部滴落。画面回来了，记忆。

“东西都在—不是在飞，”他说，“到处都是，各种散落的东西。我记得我的背包，它就像是从地面升空，只是平静地飘在空中，就像魔术。然后，我伸手去够的时候，它—它就飞走了，就消失了。我们都在转，我猜撞到我的头了。”

“飞机是在空中解体的吗？”联邦航空局的莱斯莉问，“还是说，飞行员能够做着陆的动作，你知道吗？”

斯科特试图回想，但只有一个个瞬间。他摇摇头。

格斯点点头。

“好了，”他说，“就到这儿吧。”

“等等，”奥布莱恩说，“我还有问题。”

“以后再问，”格斯站起来说，“我想伯勒斯先生现在需要休息。”

其他人也站起身。这次斯科特站了起来，他的腿在颤抖。

格斯伸手说：“睡个好觉。我们进来的时候，看到两部新闻车停在外面。这会发展成一个故事，你将是故事的中心。”

斯科特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他在说什么。

“你是什么意思？”他说。

“我们会尽可能长时间保护你的身份，”格斯告诉他，“你的名字不在乘客名册上，这是好事。但媒体会想知道，男孩是怎么上岸的，谁救了他，因为那是一个可以报道的故事。你现在是个英雄，伯勒斯先生，试想一下—那意味着什么。还有，男孩的父亲，贝特曼是个大人物，还有吉卜林，你会知道的，形势非常棘手。”

他伸手过来。斯科特跟他握手。

“我年轻的时候见过不少事，”格斯说，“但这个—”

他摇摇头。

“你是个太出色的游泳者，伯勒斯先生。”

斯科特感觉很麻木。

格斯把其他特工都带出房间，“下次再聊。”他说。

他们走后，斯科特站在无人的休息室里摇摆，他的左臂吊在聚氨酯的绷带里，房间充斥着寂静。他深吸一口气，然后呼出来。他还活着，他想。昨天这个时间，他在自家屋后的阳台上吃着午餐，凝视着院子、鸡蛋沙拉和冰茶，三条腿的狗躺在草地上舔自己的手肘。他还有电话要打，有衣服要收拾。

现在一切都变了。

他把吊瓶架推到窗边，向外张望。他看到停车场上有六辆新闻车，卫星板都部署好了，人群正在聚集。这个世界被有线电视闹哄哄的特别报道打断过多少次？政治丑闻、疯狂杀戮、名人的性爱录像带，夸夸其谈者用完美的牙齿把余温尚存的尸体撕开？现在轮到他了。现在他就是报道，是显微镜下的虫子。对斯科特来说，透过钢化玻璃望去，他们就是兵临城下的敌军。他站在自己的塔楼里，看着他们调集攻城坦克，磨刀霍霍。

最重要的是，他想，男孩可以躲开那些。

一名护士在敲休息室的门，斯科特转过身。

“好了，”她告诉他，“该休息了。”

斯科特点点头。他想起昨晚大雾第一次散开，北极星变得清晰可见的时刻。远远的一个光点带来绝对的确定，告诉他们该往哪个方向去。

斯科特站在那里，研究着玻璃上自己的倒影，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再有那种清晰的感觉。他最后看了一眼仍在壮大的乌合之众，然后转身，走回自己的房间。

死者名单

戴维·贝特曼，56岁

玛格丽特·贝特曼，36岁

瑞秋·贝特曼，9岁

吉尔·巴鲁克，48岁

本·吉卜林，52岁

莎拉·吉卜林，50岁

詹姆斯·梅洛迪，50岁

艾玛·莱特纳，25岁

查理·布施，30岁

戴维 · 贝特曼

1959年4月2日—2015年8月23日

做新闻这一行，有趣的正是长期混沌的状态。一个故事可以从炉渣迸发出火星，快速演变成新闻周期，同时改变速度和方向，变得更加放肆，把路遇的一切通通吞灭。政治失态、校园枪击、本国和国际的大事危机，这些都是新闻。ALC大楼的十层，新闻记者为火势加油助燃，既是真正的火灾，也是隐喻，他们下注，就像穷街陋巷里的色子游戏。

戴维以前常说，谁能猜到一桩丑闻延续的时长，精确到小时，就能拿到一台沙拉搅拌机。如果你能在事发之前一字不差地预测到一个政客的道歉词，康宁汉会把手腕上的手表摘下来给你。

如果你幸运的话，开始只是一点灌木小火—比如，在一个应召女郎电话的客户名单上发现了州长的名字—很快就变成滔天大火，在二次回燃的网络平台爆炸，吞掉广播电视媒体的所有氧气。戴维以前常提醒他们，水门事件也就始于简单的非法入侵。

“说到底，什么是白水事件6，”他会说，“白水事件不就是二流无名小镇的土地丑闻吗？”

他们是21世纪的新闻人，被24小时连环播放囚禁的囚徒。历史教会他们在每个事实的边边角角里挖丑闻。每个人都不干净，除了报道词，没有什么是单纯的。

2002年，ALC新闻频道由英国的一位亿万富翁投资一亿美元创办，现在拥有15000名员工和盘旋在200万左右的日收视率。戴维·贝特曼就是它的缔造者，它的元勋。在第一线，他们叫他董事长。但实际上他的角色是将军，就像乔治·S.巴顿一样，机关枪的火力在他的腿间扫起飞土时，他毫不畏惧地挺立。

戴维年轻的时候，为政治丑闻闹剧的两边都工作过。先是作为政治顾问的角色，力求抢在他的候选人失态或犯错之前及时抢救。然后，他退出了政治圈，开始打造一个新兴的24小时新闻频道。那是在13年前了。13年的愤慨与启示，13年嘲弄的字幕和不是你被击倒，就是我被拖走；4745天的持续信号；113880小时的体育、时评和天气；6832800分钟充斥着语言、画面和声音的放送嘀嗒流逝。完全无休无止的播送量令人生畏，一小时又一小时地延伸到永恒。

拯救他们的是，他们不再是报道事件的奴隶，不再被别人的作为或不作为绑架，这就是戴维在打造这个频道时摆上台面的大理念，他的绝杀。多年前和亿万富翁坐在一起吃午餐时，他简单地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所有这些别的频道，”他说，“他们都是对新闻做出反应，追着新闻跑。我们要制造新闻。”

意思就是，ALC不像CNN和MSNBC，要有自己的观点，有动机。当然，还是会有随机的天灾要报道，有名人死亡和性丑闻，但那只是汤汤水水，他们业务的主菜是把当日事件塑造得符合他们频道想传达的信息。

亿万富翁喜欢这个理念—控制新闻，戴维知道他会喜欢。毕竟他是个亿万富翁，亿万富翁之所以能成为亿万富翁，就是因为控制着局面。喝完咖啡，他们握手言定。

“你多快可以上线运营？”他问戴维。

“给我7500万，我可以让它在18个月内播出。”

“我给你一个亿，6个月上线。”

他们确实做到了。6个月的时间，他们从其他频道挖主播，设计标志和创作主题音乐，疯狂建构了ALC的体系。戴维在一档二流的新闻杂志节目发现了比尔·康宁汉，他在里面极尽冷嘲热讽。比尔是个愤怒的白人，才思即将枯竭。戴维看完了节目的垃圾时间，他能预料到如果这个男人有合适的平台，会成为什么样子—复活节岛的一尊神体，一块试金石。他的一种视角让戴维觉得刚好体现了他们的品牌。

“脑子不是常春藤名校派发的，”第一次和戴维会面吃早餐时，康宁汉告诉他，“人人生下来都有脑子，我受不了的是这种精英态度。为什么我们所有人，没有一个人，聪明到可以管理我们自己的国家。”

“你现在是在咆哮。”戴维告诉他。

“话说回来，你是在哪里读的大学？”康宁汉问他，准备来个突袭。

“圣玛丽园林学院。”

“不会吧。我上的是石溪大学，公立学校。我毕业出来的时候，没有哪个哈佛或耶鲁的浑蛋会跟我打招呼。女人？想也别想。六年前第一次上电视时，我只能睡新泽西的女孩。”

他们在第八大道的一间古巴风的中餐厅，吃着鸡蛋，喝着棕漆色的咖啡。康宁汉是个大块头，身形高大，喜欢激怒别人。他是那种可以毫不客气地当着你的面打开自己的行李箱，然后搬进你家的人。

“你对电视新闻怎么看？”戴维问他。

“一坨屎，”康宁汉一边咀嚼一边说，“假装不偏不倚的样子，好像他们不偏不倚，但看看他们都在报道什么，看看英雄都是什么人，劳动阶层吗？想也别想。经常上教堂、打两份工送小孩读大学的居家男人吗？笑话。但总统是拿罗德奖学金7的人，所以我猜那是可以的。他们说这叫‘客观’，我说这叫‘偏袒’，简单明了。”

侍者过来放下账单，是从口袋大小的便笺簿上撕下的一张条纹复写纸。戴维仍留着它，裱在他办公室的墙上，一角被咖啡染色了。就世界而言，比尔·康宁汉是过气二流的莫瑞·波维奇8，但戴维看到了真相，康宁汉是个明星，不是因为他比你我更优秀，而是因为他就是你我。他是大众常识发出的愤怒的声音，疯癫世界里的理智人。一旦比尔加入，剩下的拼图将自动就位。

因为到最后，康宁汉总是对的。电视新闻人那么努力表现出客观的样子，而真相是，他们绝对不会客观。CNN，ABC，CBS，它们像超市卖杂货一样卖新闻，人人各取所需。但人们想要的不只是信息，他们想知道信息背后是什么意思，他们要见解，他们需要有东西反抗，同意还是不同意。戴维的理念是，如果一个观众不同意一个电视台的大多数观点，他就会换台。

戴维的想法是把新闻变成同道中人的俱乐部。第一批受众就是多年来一直鼓吹他这种理念的人。紧随其后的则是一生都在寻找一个人，能大声说出他们的心声的群体。一旦你拥有那两种人群，好奇的人和犹豫不定的人就会陆续跟来。

这一看似简单的商业模型重构之后，给行业带来了彻底的转变。但对戴维来说，这只是缓解等待压力的一种方法。因为新闻行业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臆想症的工作，焦虑的男男女女把每一次抽搐和咳嗽放大来调查，希望这次是条大鱼，然后就是等待和担心。好吧，戴维没有兴趣等，他也从来不是那种担忧的人。

他在密歇根长大，是GM汽车车间工人老戴维·贝特曼的儿子，老戴维从不请病假，从没翘过班。戴维的爸爸曾经数过他在后悬架流水线上超过34年来装过的车，他数出来的数字是94610。对他来说，那是没有虚度人生的证明。你拿人钱财，给人干活，而且你干好了。老戴维从没拿过高中文凭，他尊重遇见的每一个人。连每隔几个月来巡视车间的哈佛管理层也是，他们从迪尔伯恩弯曲的车道上一路驶来，过来拍拍普通人的后背。

戴维是独子，是他的家族中第一个读大学的孩子。但是作为拥护父亲的表现，他拒绝了哈佛的全额奖学金，读了密歇根大学，他在那里发现自己对政治的热爱。那年，罗纳德·里根入主白宫，他亲民的举止和坚定的目光激励了戴维。戴维在大三时竞选班长失败，他既没有政治家的外表，也没有魅力，但他有想法，有策略。他能看到该如何出招，就像看到远处的广告牌，他能听到头脑里的声音。他知道怎么赢，但是他自己做不了。就在那时戴维·贝特曼意识到，如果他想从政，必须得退居幕后。

在经历了20年，38场州内和全国选举之后，戴维·贝特曼赢得了“国王制造者”的名声。他把自己对政治游戏的热爱转化成高利润的咨询业务，他的客户包括一个有线电视频道，他们雇他帮忙改进选举报道。

就是他简历上这些名目的组合，在2002年5月的一天，引发了一场运动的诞生。

黎明之前戴维就醒了，这是20年的竞选游说之路给他设置的程序。马蒂经常说，打个喷嚏你就输了，确实是这样。政治竞选不是选美比赛，竞选比的是耐力。收集选票是漫长而且丑陋的流血运动，很少有第一轮出局的情况，通常是看谁在第15轮仍然站着，避闪橡胶腿飞来的重踢，这才是区别良莠的时刻。于是他学会不眠不休，每晚只睡4个小时，在紧要关头，他可以用20分钟的睡眠撑过8个小时。

他的卧室里，床对面的落地窗为第一缕阳光镶上画框。他平躺着，望向窗外，楼下的咖啡机正在自动烹煮。他能看到外面罗斯福岛电车的高塔。他和美琪的卧室面朝东河，玻璃有未删节版的《战争与和平》那么厚，将罗斯福快速道路上无休止的轰鸣声隔绝在外。玻璃是防弹的，洋房里所有其他的窗户也一样。“9·11”事件后，亿万富翁花钱做了这套装置。

“可不能因为某个肩上扛着火箭筒的圣战分子出租车司机而失去你。”他告诉戴维。

今天是8月21日，星期五。美琪和孩子们都去了文雅岛，已经去了一个月，留戴维一个人走在浴室的大理石地板上。他能听到楼下的管家在做早餐。冲完凉后，他在孩子们的房间门口停下，每天早晨他都是这么做的，凝视着被整理得完美如新的床铺。瑞秋房间的布置结合了科学的小玩意儿和对马的崇拜，JJ的房间里全是汽车。像所有孩子一样，他们偏爱混乱，而家政人员会有系统地将这种青少年的无序感清除，通常是实时的。现在，戴维看着消过毒的、吸过尘的整洁的房间，发现自己想把东西弄乱，让他儿子的房间看起来更像孩子的房间，而不是一间童年博物馆。于是他走向一个玩具箱，用脚把它踢翻。

这样好多了，他心想。

他会给女佣留张字条，孩子们出城的时候，她应该维持房间的原样。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会把房间用胶带拦起来，就像犯罪现场那样，这样是为了让房间感觉更加活泼。

他从厨房给美琪打电话。火炉上的时钟显示是早上6点14分。

“我们已经起床一个小时了，”她说，“瑞秋在看书，JJ在看把洗碗剂倒进厕所会发生什么。”

美琪捂住了话筒，声音含混不清。

“小甜心！”她大叫着，“那可不是明智的选择！”

纽约这边，戴维假装在喝咖啡，管家又给他端来更多咖啡。他的妻子回到电话线上。戴维能听到她声音里的疲惫不堪，她一个人带孩子太久了。每一年，他都试图劝她带上他们家的换工学生玛丽亚一起上岛，但他的妻子总是拒绝。她说，暑假是他们自己的假日，是家庭时间。否则，瑞秋和JJ长大了会把保姆叫作“妈咪”，就像他们街区的其他孩子一样。

“外面雾超级大。”他的妻子说。

“你收到我寄过去的东西了吗？”他问。

“收到了，”她说，听起来很高兴，“你在哪儿找到的？”

“是吉卜林夫妇找到的。他们认识一个人，这个人周游世界收集古代的剪枝，18世纪的苹果，自麦金莱当总统以来没人见过的桃树。我们去年夏天在他们家吃了那盘水果沙拉。”

“对哦，”她说，“真好吃。它们—这么问是不是很傻？—它们贵吗？这像是你在新闻上听到的东西，有一辆新车那么贵吧。”

“一部维斯帕9踏板车吧，也许。”他说。

问价格就是美琪的风格，就好像她仍无法摸清他们的资产净值，以及它意味着什么。

“我甚至不知道有丹麦李这种东西。”她说。

“我也不知道。谁知道水果的世界会有这么多的异域风情？”

她哈哈大笑。他们俩关系好的时候，她就有种轻松感，来自活在当下、不记宿怨的谦让节奏。有时早晨戴维打电话过去，能听出她夜里梦到他了。她偶尔会这样，说话吞吞吐吐，无法直视他的眼睛。之后他会告诉她，在梦里，他永远是一个藐视她、抛弃她的恶魔。之后的谈话就变得冷淡简要。

“嗯，我们早上要去种树，”美琪告诉他，“这是我们今天的任务。”

他们又闲聊了十分钟—他这一天怎么过，他觉得今晚几点能出发。他的手机一直在响，爆炸性新闻，日程变动，要处理的危机，别人惊慌的声音被缩减成稳定的电子嗡鸣声。与此同时，孩子们在美琪那边跑进跑出，就像大黄蜂在侦察野餐。他喜欢听到有他们的背景音，他们的混战，这是他这一代与他父亲那代人的不同之处。戴维想让他的孩子拥有童年，真正的童年。他努力工作，让他们可以玩耍。对戴维的父亲来说，童年是他儿子无法承受的奢侈品。玩耍被认为是懒散与穷困的入门毒品。爸爸说，生活就是万福玛利亚传球10。你只有一次机会，如果你不是每天训练—锻炼呼吸冲刺和进行草地演习—你就会搞砸。

结果就是，戴维小小年纪就开始承担起家务。5岁时，他清理垃圾桶。7岁时，他已经在洗全家人的衣服。他们家的规矩是，做完作业和家务之后，才能扔球、骑车，才能从福爵咖啡罐里倒玩具军人出来玩。

你不是偶然成人的，他的父亲告诉他。这也是戴维的信仰，尽管他的版本更加温和。在戴维的心里，对成人的训练要从十来岁就开始。他推论出，10岁是开始思考成长的年龄，可以接受一些宽松的纪律和责任教育，这些东西在你的青少年时期已经灌输给你，之后把它们巩固成健康有为生活的规则。在那之前你都是个孩子，所以就要像个孩子。

“爸爸，”瑞秋说，“你会把我的红球鞋带来吗？在我的衣橱里。”

他们讲话的时候，他走进她的房间拿出球鞋，这样他就不会忘了。

“我正把它们放进我的包里。”他告诉她。

“又是我，”美琪说，“我想明年你应该和我们一起来这儿待一整个月。”

“我也想。”他马上说。每年他们都有一模一样的对话，每年他都说一样的话，然后他还是无法做到。

“都怪该死的新闻，”她说，“明天还会有更多。还有，到现在你都没把他们训练出来吗？”

“我答应你，”他说，“明年我会在那里待久一点儿。”因为比起就现实世界的各种概率事件讨价还价，摆出所有的减罪因素，试图降低她的期望来说，直接说“好”要更容易。

能明天吵的架，绝对不在今天吵，这是他的座右铭。

“骗子。”她说，但声音里有笑意。

“我爱你，”他告诉她，“今晚见。”

市内的座驾在楼下等他。安保机构的两名保镖乘电梯上来接他，他们轮流睡在一楼的其中一间客房里。

“早啊，小伙子们。”戴维一边说，一边扭头穿上夹克。

他们一起护送他出门，两个大块头，外套里面别着西格绍尔手枪，眼睛扫视着街面，寻找威胁讯号。戴维每天都收到恐吓信，天知道那些信件都在说些什么，有时甚至收到人屎包裹。他的理论是，这就是他为自己选择立场、对政治和战争持有意见所付出的代价。

去你的浑蛋和你的神，他们说。

他们威胁他的生命、他的家人的生命，他开始严肃对待这些威胁。

坐在市内座驾里，他想起瑞秋。她失踪的那三天，绑匪要求不菲的赎金，客厅里全是FBI的特工和私人保镖，美琪在后面的卧室里大哭。她能回来真是奇迹，他知道这种奇迹不会发生第二次。所以他们一直在先遣小组持续的监视下生活。安全第一，他告诉孩子们，然后是玩乐，然后才是学习，这是他们之间的笑话。

他坐在车里穿过城市，走走停停。他的电话每两秒钟响一声。朝鲜又往日本海里试射导弹了；塔拉哈西的一名警察被停车射击后陷入昏迷；好莱坞小明星发给NFL跑卫的手机裸照刚刚泄露，如果你不加提防的话，会感觉所有这些大事小事就像海啸压顶。但戴维对它们不予多想，他理解自己的角色。他是一台分类机，把新闻按类别和优先度装箱，向各部门传达指示。他写一个词的回复，然后按下“发送”“胡说”“太弱”或“更多”。等车停在第六大道的ALC大楼门前时，他已经回复了33封邮件，接了16通电话，这对星期五来说是相当轻松的。

一名保安为他打开后车门，戴维踏入喧闹中。外面的空气和滚烫的馅饼一样热，一样浓稠。他穿着一身青灰色的西装，白衬衫，打着红领带。有的早晨，他喜欢在最后一秒钟转身绕过前门，漫步走开，去吃第二顿早餐，这让负责安保的人随时保持警觉。但今天，如果他想在三点前赶到机场的话，就得把事情全部做完。

戴维的办公室在58楼。他快步走出电梯，眼睛盯着自己办公室的地板。他走路的时候，人们纷纷让道。他们迅速躲进自己的小隔间，或者转身逃走。与其说是畏惧他本人，不如说是因为他的职位，又或许是因为他的西装。戴维心想，自己周围的面孔似乎日趋年轻，环节制片人和行政总监是下巴留着小胡子、喝手工咖啡的网虫，他们自命不凡地以为自己就是未来。这个行业的每一个人都在留下身后名。有些是理论家，有些是投机分子，但他们在那里，都是因为ALC是全国最好的有线新闻频道，而戴维·贝特曼就是这一切的缘由。

他的秘书莉迪亚·考克斯已经坐在桌边。她从1995年开始跟着戴维，她已59岁，从未结过婚，也从没养过猫。莉迪亚很瘦，她留短发，身上有某种老派布鲁克林的放肆，但早就被怀有敌意的上流人士漂洋过海，把她驱逐出了这一区，就像曾经繁荣的印第安部落。

“塞勒斯十分钟之内会打给你。”她提醒他第一件事。

戴维没有放慢脚步。他走向自己的办公桌，脱下夹克挂在椅背上。莉迪亚已经把他的日程表放在桌子上了。他拿起来，皱起眉头，这一天以塞勒斯—越发不受欢迎的洛杉矶总编—开始，就像用结肠镜开始这一天。

“还没有人捅死这家伙吗？”他说。

“没有，”莉迪亚一边说，一边跟着他进来，“但去年，你确实用他的名字买了一块墓地，并拍照作为圣诞礼物送给他了。”

戴维笑了。就他而言，生活中那样的时刻不够多。

“推到周一。”他告诉她。

“他已经打来两次了。你敢让他推掉这件事试试，这是他的要点。”

“太晚了。”

戴维的桌上有一杯热咖啡。他指向它。

“给我的？”

“不是，”她摇着头说，“是教皇的。”

比尔·康宁汉出现在莉迪亚身后的门口。他穿着牛仔裤和T恤，挂着他标志性的背带。

“嘿，”他说，“有时间吗？”

莉迪亚转身要走。比尔靠边让她过去时，戴维注意到克里斯塔·布鲁尔在他身后徘徊，克里斯塔的表情显得有些担忧。

“当然，”戴维说，“怎么了？”

他们进来，比尔关上他们身后的门。这不是他通常会做的事。康宁汉是个表演艺术家，他的整个独特风格都以痛骂幕后秘密会议为基础。换句话说，他从不私底下做任何事，他更喜欢每周冲进戴维的办公室两次，对他大吼大叫，吼什么无关紧要，这是对实力的炫耀，就像军事演习一样。所以关门说明事关重大。

“比尔，”戴维说，“你刚才关门了吗？”

他看着克里斯塔，比尔的执行制作人。她似乎有点儿面色发青。比尔一屁股坐到沙发上，他的臂展有翼龙那么长，他的坐姿和往常一样，膝盖大张着。

“首先，”他说，“没有你想得那么糟。”

“不，”克里斯塔说，“更糟。”

“两天的胡说八道，”比尔说，“或许会有律师介入，或许。”

戴维站起来，看向窗外。他发现对付一个像比尔这样爱出风头的人的最好办法，就是不看他。

“谁的律师？”他问，“你的还是我的？”

“该死的，比尔，”克里斯塔开始冲比尔开火，“这条规矩不容违反，不要在教堂里吐痰。这是法律，很可能是好几条法律。”

戴维看着第五大道上车来车往。

“我三点钟要去机场，”他说，“你们觉得到那时我们能讲到重点吗？还是我们得打电话解决这件事？”

他转身看着他们。克里斯塔挑衅地双手抱胸，用肢体语言示意比尔自己说。传达坏消息的信使会被杀死，克里斯塔可不会因为比尔的愚蠢错误丢掉自己的工作。与此同时，比尔的脸上挂着愤怒的微笑，就像一个开完枪的警察，站在听证席上发誓开枪有理。

“克里斯塔。”戴维说。

“他窃听了别人的电话。”她说。

话语悬在那里，这是个危机点，但还不是酝酿充分的危机。

“别人？”戴维谨慎地重复了一遍，这个词让他舌尖发苦。

克里斯塔看着比尔。

“比尔有个手下。”她说。

“纳摩，”比尔说，“你记得纳摩吧，前海豹突击队员，前五角大楼情报员。”

戴维摇摇头。过去几年里，比尔开始在身边聚集一群戈登·里迪11那样的怪人。

“你当然记得，”比尔说。“好吧，有一晚我们在喝酒，大概是一年前。我们聊起马思凯·维茨，你记得那个国会议员吧？喜欢闻黑人女孩脚的那个。纳摩大笑着说，我们要是录下那些电话有多棒。黄金节目啊，对吧？一个犹太议员对某个黑妞说，他好想闻她的脚。于是我说，对，那会很好。不管了，反正我们点了更多77高杯酒，然后纳摩说，你知道……”

比尔停下来，营造戏剧效果。他就是忍不住，这是他的表演天性。

“……你知道……这并不难的。他可是纳摩。实际上他说，这就是小事一桩。因为每样东西都得经过一个服务器，每个人都有邮件、手机，他们有语音信箱的密码和手机短信的用户名，那种垃圾很容易搞到，是能破解的。你只要知道一个人的手机号码，就能克隆他们的电话，所以他们每次接电话……”

“别说了。”戴维说，感觉一股潮热从他的肛门爬上他的脊梁。

“随便啦，”比尔说，“就是两个家伙深夜一点在酒吧里聊的东西，都是吹牛。但之后他说，挑个名字，你想听谁的电话。于是我说，凯勒曼—你知道，就是CNN的那个人。他说没问题。”

戴维发现自己坐在椅子里，尽管他不记得什么时候坐下的。克里斯塔在看着他，像是在说，还有更糟的。

“比尔，”戴维说，一边摇着头举起手来，“住嘴。我不能听这些，你该去跟律师说。”

“我就是那么跟他说的。”克里斯塔说。

比尔挥手不理他们，就好像他们是伊斯兰堡集市上的一对巴基斯坦孤儿。

“我什么也没干，”比尔说，“就挑了个名字。谁会在乎啊？我们就是酒吧里的两个醉鬼。于是我就回家了，忘了整件事情。一个星期后，纳摩来我的办公室，他说要给我看个东西。于是我们进了我的办公室，他取出一张极碟驱动器，放进我的电脑。所有的音频文件都在里面。凯勒曼，对吧？跟他母亲的聊天，和干洗工的对话。但还有跟他的制作人的谈话，于是我就想怎么从一个故事里剪掉点儿东西，让它稍微偏离事实一点儿。”

戴维感到一刹那的眩晕。

“所以你才能……”他说。

“正是。我们找到了原始版本的镜头，然后播放出来。你很爱那种故事的。”

戴维又站起来了，拳头紧握。

“我以为那是新闻工作，”他说，“不是……”

比尔大笑，摇着头，惊叹于自己的创造力：“我得给你放这些录音听，太经典了。”

戴维绕过桌子。

“别说了。”

“你要去哪儿？”比尔问。

“别对任何人说一个字，”戴维告诉他，“你们两个都是。”然后走出了他的办公室。

莉迪亚在她的座位上。

“塞勒斯在二号线。”她说。

戴维没有停下，也没有转身。他走过成排的小隔间，汗顺着他的肋部滴下。这件事能让他们全部完蛋，他的直觉知道，甚至不用听完剩下的故事。

“让开！”他对着一群穿短袖衬衫的小平头大吼，他们像兔子一样四散。

戴维的脑子飞转，他来到电梯间，按下按钮，然后根本没等，就踢开了楼梯间的门，走下一层楼。他大踏步地走在过道上，像个端着冲锋枪的杀人狂，在会议室里找到了里柏林，他正和其他16个律师坐在一起。

“全部人，”戴维说，“出去。”

这些有法律学位的无名西装男仓促离开，门打在最后一个人的脚踝上。唐·里柏林脸上有种茫然的表情，他是他们公司内部的法律顾问，五十来岁，做普拉提练就的身材保持得非常好。

“老天，贝特曼。”他说。

戴维在踱步。

“康宁汉……”他一时半会儿只能说出这句话。

里柏林说：“那个老色鬼又干什么了？”

“我只听了一点儿，”戴维说，“就打断了他，再说下去我会变成事后从犯。”

里柏林皱起眉头。

“别告诉我哪个酒店房间里有个死掉的妓女。”

“我也希望如此，”戴维说，“跟这件事比起来，死掉的妓女太容易解决了。”

他抬起头来，看到一架飞机在帝国大厦的高空飞过。有那么一个片刻，他有种无法抗拒的冲动，他希望自己在那架飞机上，正在去把什么地方，任何地方。他一屁股坐到一把皮椅上，用手捋头发。

“那个浑球窃听了凯勒曼的电话，很可能还有别人。我感觉他准备开始列出受害者的名单了，像个连环杀手一样，于是我离开了。”

里柏林理平自己的领带：“你说窃听电话……”

“他手下有个人，某个情报顾问，说他能让比尔接触到任何人的邮件或电话。”

“老天。”

戴维向后倒回椅子里，看着天花板。

“你得去跟他谈谈。”

里柏林点头。

“他需要有自己的律师，”他说，“我想他用的是弗兰肯。我会打电话过去。”

戴维用指头敲桌面，他感觉一下子苍老了许多。

“我的意思是，万一是国会议员或者参议员的话怎么办？”他问，“我的天！他秘密监视竞争对手就够糟的了。”

里柏林想了一下。戴维闭上眼睛，想象瑞秋和JJ在后院挖洞，把古代的苹果树种进去。他应该请一个月假的，现在应该和他们待在那里，脚穿人字拖，手拿一杯血腥玛丽，在每次他儿子说“怎么啦？小蠢货”时哈哈大笑。

“这件事会拖垮我们吗？”他问，仍闭着眼睛。

里柏林跟他的上司打马虎眼，“会拖垮他，那是肯定的。”

“但会伤及我们？”

“毫无疑问，”里柏林说，“像这种事情，可能有国会听证会。FBI最少会跟上你两年，他们会说要吊销我们的广播执照。”

戴维思考了这件事：“我要辞职吗？”

“为什么？你什么也不知道，不是吗？”

“不是这样的。像这种事情，就算我不知道，我也应该知道。”

他摇摇头：“该死的比尔。”

但这不是比尔的错，戴维心想。比尔是戴维献给世界的礼物，人们把这个愤怒的白人邀请进客厅，对这个世界大放厥词，责骂这个体系，它剥夺了我们觉得自己应得的一切—加税的政客。比尔·康宁汉，直肠子先生的脱口秀，神圣公正先生，他坐在我们的客厅里，分担我们的痛苦。他告诉我们想听的话，即我们之所以在生活中节节溃败，不是因为我们是失败者，而是因为有人把手伸进我们的口袋、我们的公司、我们的国家，拿走属于我们的正当的东西。

比尔·康宁汉就是ALC新闻频道之声，而他发疯了。他是丛林里的库尔茨12，戴维应该意识到，早该把他撤回来，但收视率太好了，而且比尔向敌人发射的炮弹都直接命中。他们做的是最好的频道，那意味着一切。比尔是一代名角吗？绝对是。但名角可以应付，狂人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得打给罗杰。”他说，他指的是亿万富翁。罗杰是他的老板，大老板。

“对他说什么？”里柏林说。

“说有这么一回事。已经发生了，他应该做好准备。你得找到比尔，把他拖到一间房间里，用装满橙子的袜子揍他。把弗兰肯叫来，找到真相，然后保护我们。”

“他今晚上节目吗？”

戴维想了想这件事：“不行，他病了，他得了流感。”

“他不会乐意的。”

“告诉他，另一个选择就是他去蹲监狱，不然我们打碎他的膝盖骨。打给汉考克，说我们今天早晨就贴出通知，说比尔病了。周一我们播一期《一周精选》，我不想再让这个家伙出现在我的频道上。”

“他不会悄悄离开的。”

“对，”戴维说，“他不会的。”

医院

夜里斯科特做梦的时候，他梦到贪婪的鲨鱼，肌肉光洁，他醒来时感到口干舌燥。医院是一个生态系统，充盈着哔哔声与嗡鸣声。外面，太阳刚刚升起。他向男孩望去，他仍然在睡觉。电视开着，音量很小，白噪音萦绕着他们的睡眠。电视屏幕被分成五格，字幕跑马灯一般从底部逶迤穿过，而屏幕上，搜救幸存者的行动仍在继续。看起来海军部为了寻找水底残骸，找回死者的尸体，已经用上了潜水员和深海潜水器。斯科特看着穿黑色潜水湿衣的人从一艘海岸警卫队快艇的甲板上一个迈步，然后就消失在海里。

“他们把这叫作‘意外’，”比尔·康宁汉在屏幕上最大的格子里说话，一个发型引人注目的高个子，在用拇指弹着他的裤子背带，“但你我都知道—世间无意外。飞机不会凭空掉下来，同理，我们的总统任命那个废物罗德里格斯当法官时，也没有忘记国会正在放假。”

康宁汉眼圈发黑，领带歪斜。他现在已经连续直播九小时了，为他死去的领导发表长篇马拉松悼词。

“我认识的戴维·贝特曼，”他说，“我的老板，我的朋友—不会死于机械故障或飞行员的人为错误。他是一位复仇天使，一个美国英雄。这名记者相信，我们现在谈论的这件事不亚于一起恐怖主义行为，如果不是外国侨民干的，那就是自由媒体的某些元素导致的。飞机不会平白无故地坠毁，大家听着，这是蓄谋破坏。可能是高速快艇上发射来的肩扛式火箭，可能是圣战分子穿了自杀式背心登上了飞机，可能是机组成员中的一个人引发了意外。我的朋友们，这是自由的敌人发起的谋杀啊。9人死亡，包括一个9岁的女孩，一个人生中已经遭遇过悲剧的9岁女孩，一个出生时我曾把她抱在怀里、给她换过尿布的女孩。我们应该给战斗机加满燃料，海豹突击队应该从高空飞机上跳下来，从潜水艇里冲上来。一个伟大的爱国者死了，他是西方的自由之父，我们会一直追查到底。”

斯科特调低音量。男孩动了一下，但没有醒。睡梦中，他还不是个孤儿。睡梦中，他的父母还活着，他的姐姐也活着，他们亲他的脸颊，挠他的痒痒。睡梦中的时间还是上周，他跑过沙滩，手里抓着一只扭曲的绿螃蟹的钳子。他在用一根吸管喝橘子汽水，吃着扭扭薯条。他棕色的头发被阳光晒得褪了色，雀斑散在脸庞上。等他醒来时会有那么一刻，所有的梦境都是真的，他梦中承受的爱还足以牵制住真相，但之后这一刻会结束。男孩会看到斯科特的脸，然后护士也会进来，于是他又是一个孤儿了。这次是永远。

斯科特转身看向窗外。他们今天应该出院了，斯科特和男孩都是，将要被逐出医院生活。他们将做循环往复的扬声器，每半小时一次的血压检查，量体温，送饭。男孩的姨妈和姨夫昨晚到了，眼圈通红，显得非常阴郁。男孩的姨妈是美琪的妹妹埃莉诺，她现在正睡在男孩床边的硬背椅上。埃莉诺30岁出头，很漂亮，是来自州北部哈得孙河畔克罗顿村的按摩理疗师。她的丈夫，也就是男孩的姨夫，是个作家，他对目光接触反应怪异，是那种在夏天留胡子的笨蛋。斯科特对他的感觉不好。

坠机已经过去了32个小时，短得像一次心跳，却感觉有一辈子那么长。斯科特还没洗过澡，他的皮肤还留着海水的咸涩，他的左臂还吊着。他没有身份证明，连条裤子都没有。然而，抛开这些不考虑，他仍想着按计划进城，行程上有人要见，有职业人脉要去建立，他的朋友马格努斯已经提出开车来蒙托克接他。斯科特躺在那里，心想能见到他真好，他有一张友善的脸。他们其实并不亲密，他和马格努斯之间不像兄弟，更像酒肉朋友，但马格努斯有处事不惊的优点，而且随时处于乐观状态，所以昨晚斯科特才想到打电话给他。他需要避免和会哭的人谈话，这一点至关重要。要保持轻松，那才是他的目标。事实上，他跟马格努斯讲完发生了什么事之后—这个人没有电视机，马格努斯只说了一句“真诡异”，就提议他们去喝啤酒了。

回过头来，他看到男孩醒了，眼睛都不眨一下地盯着他。

“嘿，哥们儿。”斯科特悄悄地说，他不想吵醒姨妈，“你睡得好吗？”

男孩点点头。

“想让我放动画片吗？”

男孩再次点点头。斯科特找到遥控器，换到有动画片的频道。

“《海绵宝宝》怎么样？”斯科特问。

男孩又点点头。从昨天下午开始，他就没说过一个字。他们刚上岸的头几个小时，还能让他说出几个字，他感觉怎么样啊，需不需要什么啊。但之后，就像一个伤口肿胀闭合，他停止了说话。现在他已经彻底沉默。

斯科特在桌上发现一盒落了灰的橡胶检查手套。男孩看着他抽出了一只。

“呃—哦。”他说，然后轻轻地假装要打一个大喷嚏，随着“阿嚏”的一声，手套从他的左鼻孔掉出来。男孩笑了。

姨妈醒了，伸了个懒腰。她是个美丽的女人，但却留着傻傻的刘海儿，就像一个开昂贵好车的人为了弥补罪恶感，从不洗车一样。斯科特一直在观察她的脸，直到她完全恢复清醒，同时意识到自己在哪里，又发生了什么。有那么一刻，他看见她差点儿因为重压而崩溃，然后她看到男孩，挤出一个微笑。

“嘿。”她说，把他的头发从脸上拂开。

她抬头看到电视，然后看到斯科特。

“早。”他说。

她把自己脸上的头发拨开，检查自己是不是衣衫得体。

“对不起，”她说，“我猜我睡着了。”

这感觉不像需要回答的话，于是斯科特只是点头。埃莉诺环视四周，“你看到……道格了吗？我的丈夫？”

“我想他去买咖啡了。”斯科特告诉她。

“好的，”她看似释然地说，“那很好。”

“你们两个结婚很久了吗？”斯科特问她。

“没有。只有，嗯，71天。”

“多久不重要。”斯科特说。

埃莉诺脸红了。

“他是个贴心的人，”她说，“我想他现在只是有点儿不堪重负。”

斯科特瞥了一眼男孩，他已经不看电视了，在研究斯科特和他的姨妈。考虑到他们刚经历的事情，道格怎么就不堪重负了，这让人迷惑。

“男孩的父亲有家人吗？”斯科特问，“你的姐夫家？”

“戴维？”她说，“没有。我的意思是，他的父母都去世了。他呢，我猜他是独生子。”

“你的父母呢？”

“我的妈妈还在，她住在波特兰。我想她今天会飞过来。”

斯科特点头。

“你们俩住在伍德斯托克吗？”

“克罗顿村，”她说，“离城市有40分钟的车程。”

斯科特想象了一下那幅画面，茂密幽谷里有一栋小房子，走廊上有安乐椅，应该对男孩有好处。但也可能是灾难性的，与世隔绝的森林，阴森森的酗酒作家，就像冬天深山里的杰克·尼克尔森13。

“他去过那里吗？”斯科特冲着男孩的方向点头问道。

她抿起嘴唇：“不好意思，但为什么你要问我这些问题？”

“嗯，”斯科特说，“我猜我只是好奇他会怎么样。我也投入了心血，可以这么说。”

埃莉诺点点头。她看起来很害怕，不是怕斯科特，而是惧怕生活，她也不知道她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们会没事的，”她摸摸男孩的头说，“对吧？”

他没有回答，他的目光集中在斯科特的身上。眼神中有种质疑，有种恳求。斯科特先眨眼了，然后转身眺望窗外。道格进来，他端着一杯咖啡，身穿一件伐木工人的格纹衬衫，外罩的开衫扣错了扣子。埃莉诺看到他就安心了。

“是买给我的吗？”她伸出手指问。

道格看起来有片刻的糊涂，然后他意识到，她指的是咖啡。

“当然。”他说，把咖啡递给她。斯科特能从她握杯子的方式看出，里面几乎已经空了。他看出她有些悲伤。道格绕过男孩的床，站到妻子附近。斯科特能闻到他身上的酒味。

“病人怎么样？”道格问。

“他还不错，”埃莉诺说，“睡了一觉。”

斯科特查看着道格的背部，好奇男孩将从他的父母那里继承多少钱。500万？5000万？他的父亲经营一个“电视帝国”，乘坐私人飞机，有大笔的财富、房产。道格抽着鼻子，用两只手拎高裤子，他从口袋里掏出一辆玩具小汽车，上面还贴着价格标签。

“拿去吧，狙击手，”他说，“给你买了这个。”

海里有很多鲨鱼，斯科特想，看着男孩接过汽车。

格拉曼医生进来了，他的眼镜架在鼻梁上。他的实验室外套口袋里露出一根明黄色的香蕉。

“准备好回家了吗？”他问。

他们换上衣服。医院给了斯科特一条蓝色的手术裤穿，他用一只手套上裤子，护士帮他把脆弱的左臂塞进袖子里时，他疼得一阵抽搐。等他从洗手间出来时，男孩已经着装整齐，坐在一辆轮椅上。

“我给你一个儿童精神科医生的联络方式，”医生在男孩听不到的地方告诉埃莉诺，“他专攻创伤后的病例。”

“我们其实不住在城里。”道格说。

埃莉诺用表情示意他安静。

“谢谢。”她从医生手上接过名片，说，“我今天下午打过去。”

斯科特径直走向男孩，跪在他面前的地板上。“你要好好的。”他说。

男孩摇着头，泪光闪烁。

“我会来看你的，”斯科特告诉他，“我会把我的电话号码给你姨妈。这样你就能打给我了，好吗？”

男孩不愿意看他。

斯科特的手在他的小胳膊上按了一会儿，不确定接下来该怎么做。他从来没有过小孩，也没当过叔叔、伯伯或教父。他甚至不确定他们说的是同一门语言。过了一会儿，斯科特直起身来，递给埃莉诺一张纸，上面有他的电话号码。

“当然，你随时可以打来，”他说，“虽然我也不知道能帮上什么忙。但如果他想说说话，或者你……”

道格从他妻子的手上拿过留有号码的纸，他把它叠起来，塞进自己的后兜里。

“听起来不错啊，老兄。”他说。

斯科特站着，盯着埃莉诺看了一分钟，然后是男孩，最后看看道格。他感觉这是一个重大时刻，就像在生命中某个关键的节点上，他应该说些什么或做些什么，但不知道是什么，直到后来才恍然大悟。后来，当时该说的话会明若观火，但现在只有一种烦躁的感觉，下巴紧锁，还有轻微的恶心。

“好了。”最后他说，走向大门，想着就这么离开吧。这是最好的做法了，让男孩和家人待在一起。但之后走进过道时，他感觉两只小胳膊抓住了他的腿，他转身看到男孩紧紧地抱着他。

过道里全是人，有病人和访客，医生和护士。斯科特把一只手放在男孩的头上，然后弯下腰去抱起他。男孩双手搂着他的脖子，抱得太用力了，让斯科特几乎不能呼吸。斯科特眨了眨眼睛挤掉了泪水。

“别忘了，”他告诉男孩，“你是我的英雄。”

他等男孩自己松开手，然后把他放回轮椅上。斯科特能感觉到埃莉诺和道格在看着他，但他只关注男孩。

“永不放弃。”他告诉他。

然后斯科特转身，走出过道。

早些年，当斯科特埋头作画时，他感觉自己像在水底，同样也是两个耳朵里有压力，同样是无声的沉默，颜色更加鲜明，光线荡漾折射。他在26岁时参加第一场群展，30岁时举办第一场个展，他七拼八凑出来的每一毛钱都用在了画布和涂料上。在中间某个时候，他不再游泳，因为有画廊要去攻占，有女人等着跟他上床，他是个子高大、绿眸的调情者，笑容极富感染力。这意味着总有女孩为他买早餐，或者为他提供栖身之所，至少是几晚的时间。在当时，这几乎可以说明一个事实：他的作品不错，但不算很好。看着他的画，你能看出他有潜力，有独特的声音，但就是缺了点儿什么。许多年过去了，大规模的个展和高调的博物馆收购再也没发生过，德国双年展、天才奖金、出国作画和教学的邀请函都没了。他转眼就30岁、35岁了。一天夜里，他参加了那一周的第三场画廊开幕式，为一个比他年轻五岁的艺术家庆祝。几杯鸡尾酒下肚后，斯科特突然明白一点，他永远不会像自己以为的那样一夜成名，变成一个肆无忌惮的人，或一个闹市巨星。艺术前途带来的醉人兴奋已经变得难以捉摸，变得可怕。他是个小艺术家，他一辈子只能这样了。派对依旧很棒，女人依旧美艳，但斯科特感觉自己变得丑陋，随着青春的漂泊被中年的自我折磨取代，他的风流韵事变得快速而肮脏。

之后斯科特开始独自一人在工作室里，连续盯着画布看上几个小时，等待图像出现。

结果什么都没出现。

一天醒来，他发现自己已经是个40岁的男人，20年的花天酒地让他腰围陡增，面容沧桑。他订过一次婚，然后解除了婚约；曾经戒过酒，再次失足。他也曾经年轻无限，然后不知何故，他的人生就变成了一场定局。“几近成名”，甚至都不是“明日黄花”。有时候，斯科特仿佛能看到他的讣告。斯科特·伯勒斯，一个多才、潇洒的万人迷，从未信守过承诺，早就从风趣神秘步入了粗鄙凄凉的行列。但他是在开谁的玩笑？连讣告都是个白日梦。他只是个无名小卒，他的死不会证明任何事。

然后，他参加了一个为期一周的派对，那是一位比他成功太多的画家在汉普顿宅邸里举办的，派对结束后，斯科特发现自己脸朝下趴在客厅的地板上，那时他已46岁。天即将放亮，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走到外面的露台上。他的头突突直跳，嘴里有辐射轮胎的味道。他在突然耀眼的日光中眯起眼睛，抬起手来挡脸。关于他这个人的真相，他的失败，像悸动的头痛一样杀了回来。然后，随着眼睛适应了光线，他放下手，发现自己正盯着那位著名艺术家的泳池。

一个小时后，艺术家和他的女朋友发现斯科特在池子里面，赤裸裸地游了一圈又一圈。他的胸膛燥热，肌肉疼痛。他们喊他上来跟他们喝酒，但斯科特摆手拒绝。他感觉自己重新活过来了！他一进水，就好像重回18岁，刚在全国锦标赛中赢得金牌。重回16岁，他做出完美的水下转身。重回12岁，在黎明前起床，纵身跳进蓝色泳池。

他一圈圈地游回时间的长河，一直回到6岁，他眼看着杰克·拉兰内拖着一艘千斤大船游过旧金山海湾，直到那种感觉回来—一个男孩的深信不疑：

一切皆有可能。

所有都能得到。

你只需足够渴望。

原来斯科特还没变老，他的人生还没有结束，他只是放弃了。

30分钟后，他爬出泳池，不等擦干身体就穿上了衣服，回到城里。接下来的六个月，他每天游五公里，扔掉酒瓶和香烟，戒掉红肉和甜食。他买来一张张画布，用孕育希望的白色底漆涂满每一寸表面。他好像是个训练备战的拳击手，为演奏会练习的大提琴手，他的身体就是他的乐器，像强尼·卡什14的吉他一样磨损，分裂而生涩，但他要把它变成一把斯特拉迪瓦里琴15。

他是个灾难幸存者，因为他逃过了他自己的人生灾难，所以那就是他的绘画主题。那年夏天，他在玛莎文雅岛租了一栋小房子隐居起来，在这里，唯一重要的事就是工作。只不过他现在认识到，工作都作用在自己身上，他无法脱离自己的作品。如果他你是个粪坑，他只能产出大粪。

他有一只三条腿的狗，他为它煮意大利面和肉丸。他每天的生活都一成不变：在海洋里游泳，去农贸市场喝咖啡，吃点心，在工作室里持续工作数个小时，满脑子都是笔触与颜料，线条与色彩。他看着自己完成的作品，激动得想昭告天下。他成功地跃进了一大步，明白这件事后，他变得异常恐惧。作品成了他的秘密，一个藏在岩石地底的宝箱。

最近，他才从藏身之处出来，先是参加岛上的几场宴会，之后允许苏活区的一家画廊把一幅新作放在他们九十年代的回顾展上。那幅画作获得了大量关注，被一位重要的收藏家买下。斯科特的电话开始起来，几个更大牌的画廊代表过来参观了工作室。事情开始有推进，他致力于工作的目标，他对人生的追求即将实现。他只需抓住这个救生圈。

于是他登上飞机。

医院外面停了十几辆新闻车，各个摄制组集合等待。警方的路障已经架了起来，六个穿制服的警员在维持秩序。斯科特躲在医院大堂的一盆榕树背后查看现场，马格努斯在这里找到了他。

“老天爷，老兄，”他说，“你做事情真是计划周全啊，不是吗？”

他们熊抱了一下。马格努斯是个业余画家，全职小白脸，声音里只残存了一丝爱尔兰口音。

“谢谢你帮这个忙。”斯科特告诉他。

“没多大事儿，老哥。”

马格努斯把斯科特从上到下打量了一遍，“你看起来糟透了。”

“我感觉糟透了。”斯科特说。

马格努斯举起一个背包。“我带来几件汗衫，”他说，“一件迷人的罩袍和几条内裤。你想换衣服吗？”

斯科特眺望马格努斯的身后，外面的人群越聚越多。他们是来看他的，来一睹这个背着四岁男孩在午夜的大西洋里游了八小时的男人，拍一些他的话语片段。他闭上眼睛，想象自己一旦穿好衣服，踏出那些门会发生什么事，闪光灯和提问的问题，他自己的脸将会出现在电视上。他好像闻到血腥味的狂乱，即将上演一出马戏。

世间无意外，他想。

斯科特的左边是一条长廊，门上写着“更衣室”。

“我有个更好的主意，”斯科特说，“但需要你违反法律。”

马格努斯微笑。

“只违反一条法律？”

十分钟后，斯科特和马格努斯走出一扇侧门。他们现在都套着手术裤，身穿白色实验服，是长时间轮班结束准备回家的两名医生。斯科特把马格努斯的手机贴在耳边，对着拨号音假装讲话。这个计策很成功。他们来到马格努斯的车旁，一辆曾经辉煌过的萨博汽车，顶棚面料已经被太阳晒得褪色。斯科特坐在车里，重新固定好左肩的绷带。

“跟你说一声，”马格努斯告诉他，“以后我们一定要穿这身衣服去酒吧。女士们都爱男医生。”

他们驶过媒体行列时，斯科特用手机掩护自己的脸。他想起男孩来，他小小的身体缩在轮椅里，从今以后就是一个孤儿。斯科特坚信他的姨妈会爱他，坚信他从父母那里继承的财富能把他和任何行将就木的东西隔离开来。但那样就够了吗？男孩能正常长大吗？还是会因为遭遇的事情，永远破碎？

我应该要来姨妈的电话号码的，斯科特心想。虽然这么想着，但他又不知道自己要电话来做什么。斯科特没有权力闯入他们的生活。就算他闯进去了，他又能贡献什么？男孩只有4岁，斯科特是个年近50的单身男人，一个声名狼藉的登徒子，刚刚戒酒的酒鬼，一个从来不能保持一段长久关系的挣扎的艺术家。他当不了别人的榜样、别人的英雄。

他们走长岛快速道路进城。斯科特摇下车窗，感受吹在脸上的风。他眯眼看着太阳，已经可以说服一半的自己，过去36个小时的事只是一场梦，没有私人飞机，没有坠机，没有史诗般的游泳和痛心的住院经历。只要用合适的鸡尾酒配上事业胜利，他能把那件事擦除。但即使这么想着，斯科特也知道那是屁话。他遭遇的创伤现在成了DNA的一部分。他是打了一场硬仗的士兵，即使在50年后的临终之时，也免不了回溯到这一段。

马格努斯住在长岛，他家是一家备受谴责的鞋厂改造成的老房子。坠机之前，斯科特的计划是在这里住上几天，然后搭车进城。但现在，马格努斯一边变道，一边告诉斯科特计划有变。

“我得到了严格的指示，”他说，“要把你带到西村，你的地位上升了。”

“谁的严格指示？”斯科特想知道。

“一个新朋友，”马格努斯说，“我现在只能说这么多。”

“停车。”斯科特用严厉的声音告诉他。

马格努斯对斯科特扬了两次眉毛，满面笑容。

斯科特去拉他的车门把手。

“别紧张啊，老哥，”马格努斯说，“我看你没心情猜谜啊。”

“告诉我这是去哪儿。”

“莱斯利家。”马格努斯说。

“莱斯利是谁？”

“老天，你坠机时撞到头了吗？莱斯利·穆勒，穆勒画廊。”

斯科特仍不明就里。

“我们为什么要去穆勒画廊？”

“不是去画廊，你这个二货，是去她家。她是个亿万富豪，对不对？知道那个九十年代搞小发明的科技怪老头吧，就是他的女儿。好吧，你打给我之后，我一时大嘴巴，讲了我要来接你的事，还有你和我要进城我猜她听说了你是个绝不唬人的英雄之类的，因为是她打给我的。她说在新闻上看到你的事了，说她家大门为你敞开，她在三楼有客人套房。”

“不去。”

“别犯傻了，朋友，这可是莱斯利·穆勒。这是一幅画卖3000块和卖30万的分水岭，或者300万。”

“不去。”

“好极了，听你的。但请用一分钟考虑一下我的职业前途。这可是莱斯利·穆勒，我的上一场展览还是在克利夫兰的一家螃蟹餐厅举办的。至少我们去吃个晚饭吧，让她下订单买几幅画。你说不定能帮你的朋友我讲几句好话，然后我们再找借口离开。”

斯科特转身看向窗外。他们隔壁车里的一对男女正在吵架，他们都是二十来岁，穿着上班的衣服。男的在开车，但没在看路。他的头转过去，正在生气地挥动一只手。作为回应，女的手拿一支打开的唇膏，涂了一半，朝男人的方向戳过去，她的脸因为厌恶变成了柠檬绿。看着他们，斯科特突然闪回一瞬间的记忆。他回到了飞机上，扣着安全带。最前方，在敞开的驾驶舱门口，年轻的空乘—她叫什么名字来着？—正在和其中一名飞行员争吵。她背朝斯科特，但越过她的肩膀，他能看到飞行员的脸。那张脸丑陋阴郁，斯科特眼看飞行员紧紧抓住女孩的胳膊，然后她脱身离开。

记忆中，斯科特感觉手里的安全扣打开了。脚在地上踩稳，股四头肌收紧，就好像准备起身。为什么？准备去帮她吗？

记忆瞬间回来，然后消失。画面可能来自哪部电影，感觉像是他的生活。真的发生过吗？有过某种打斗吗？

隔壁车道上大发雷霆的司机转过身来，朝窗外吐痰，但车窗是开着的，一团唾沫星子顺着玻璃曲线流下来。然后马格努斯加速，那一对男女已经开走了。

斯科特看到前方有个加油站。“你能在这儿停下吗？”斯科特问，“我想买一盒口香糖。”

马格努斯在中央储物箱里摸索：“我记得哪里有盒黄箭的。”

“我要薄荷的，”斯科特说，“你开到路边去。”

马格努斯不打信号灯就变道了，停在路边。

“我很快的。”斯科特告诉他。

“给我买罐可乐。”

斯科特意识到他身上穿着手术裤，他说：“借我20块。”

马格努斯想了一下，然后说：“好吧，但是答应我去穆勒家。我打赌她的橱柜里有泰坦尼克沉船前装瓶的威士忌。”

斯科特凝视他的眼睛说：“答应你。”

马格努斯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钞票。

“还要薯片。”他说。

斯科特关上乘客车门。他穿着一次性的人字拖。

“马上回来。”他说，一边走进加油站的便利店。柜台后面有个魁梧的女人。

“有后门吗？”斯科特问她。

她手一指。

斯科特穿过短过道，经过公共洗手间。他推开一扇沉重的防火门，眯起眼睛站在了阳光下，几米之外有一个铁丝网围栏，那后面是一片住宅小区。斯科特把20块钱放进前兜里。他试图以一只手翻过围栏，但臂带很碍事，于是他把它丢掉了。几分钟后他到了围栏的另一边，走过一片空地，人字拖一直在打脚。这时是8月末，空气混浊炙热。他想象坐在驾驶座上的马格努斯，他应该打开了收音机，找到一个老歌电台，现在他很可能在跟着皇后乐队唱歌，唱到高音处伸长脖子。

斯科特的四周是下层社会的街区，垫着木块的车停在车道上，后院里是水波晃荡的地面泳池。他是个穿着医院手术裤和人字拖的男人，走在正午的炎热中。在谁的眼里都是个精神病人。

30分钟后，他发现一个炸鸡店，走了进去。店面就是柜台加烤箱，前面摆了几把椅子。

“我能借用一下电话吗？”他问柜台后面的多米尼加男人。

“你得点东西。”男人告诉他。

斯科特点了一桶鸡腿和一瓶干姜水。店员指向厨房墙上的一部电话机。斯科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拨通号码。铃响第二声时，一个男人接起电话。

“运输安全委员会。”

“我找格斯·富兰克林。”斯科特说。

“我就是。”

“我是斯科特·伯勒斯，医院里的那个。”

“伯勒斯先生，你好吗？”

“很好。听着，我—我想帮忙—搜救，就是参加救援行动，不管你们叫它什么。”

电话线那头是沉默。

“我听说你出院了，”格斯说，“不知你用什么办法没让媒体看到。”

斯科特说：“我打扮成医生的样子，从后门出去的。”

格斯大笑：“很聪明。听着，我们派了潜水员在水里搜寻机身，但进度很慢，而且这起案件很受瞩目。你有什么可以告诉我们的吗？任何你能想起跟坠机有关的事情？在那之前发生过什么？”

“记忆正在恢复，”斯科特告诉他，“虽然仍是碎片，但—让我帮忙搜救吧。待在那里的话—可能会震出些什么来。”

格斯想了一下：“你在哪儿？”

“嗯，”斯科特说，“让我问问你—你觉得鸡腿怎么样？”

一号画

最先吸引眼球的是光，更确切地说，是两道光折向同一个焦点，在画布中央形成八字形的眩晕。这幅画很大，2.4米长，1.5米高，曾是白色的油布被涂成了烟灰色的闪面。又或许你最先看到的是灾祸，两个暗色的长方形都弯折了，把画面切断，金属骨架在月光里发亮。画面边缘有火焰，就好像故事并没有因为画布的终止而结束。据说有看画的人走到远端去寻找更多信息，像用显微镜观察似的，打量木头框架，看有没有一丝额外的戏剧冲突。

在图像中央燃烧的光是一辆美国国铁的火车前灯发出的，最后一节守车16几乎垂直立在扭曲的铁轨上，铁轨也是弯曲起伏的。第一节客车车厢已经脱离守车，呈现T字形状，仍保持着前冲力，撞毁了引擎的正中央，把它面包盒形的轮廓撞成了V形。

和所有的强光一样，这里的前灯眩光模糊了大部分图像，但进一步细看的话，观看者会发现唯一的一名乘客—一个年轻的女子，她穿一条黑裙子和扯裂的白衬衣，头发蓬乱地盖住脸庞，血块凝结。她赤脚在高低不平的残骸间游荡，如果你眯眼避开光线的错觉，会看到她的眼睛圆睁，正在寻找着什么。她是灾难的受害者，逃过了热度和冲击力，从原本的休息位置被难以置信地悬吊抛出，丢进了意想不到的折磨里。她曾经的平和世界缓慢摇摆，“咔嗒”“咔嗒”地发出声响，现在是一个刺耳的金属扭曲体了。

这个女人，她在找什么？是一条出路吗？一条明确合理的安全出路？还是说她丢了东西？失去了什么人？在那一刻，当温和的摇晃变成炮弹纷飞时，她的身份是不是从妻子和母亲、姐妹或女友、女儿或情人变成了难民？原本圆满幸福的“我们”变成了愕然悲痛的“我”？

因此，即便其他的画作也在呼唤你，你还是不禁伫立在原处，帮她寻找。

搜救

救生衣太紧，很难呼吸，但斯科特还是再次抬起手来，拉上扣带。这是无意识的姿势。从他们登上直升机起，他每隔几分钟就会做这个动作。格斯·富兰克林坐在他的对面，研究他的表情。他的身旁是海军士官伯克曼，穿橘色跳伞装，戴黑色玻璃头盔。他们在海岸警卫队的一架MH-65C海豚号上，正全速飞行在大西洋的浪尖上空。斯科特只能依稀辨出远处玛莎文雅岛的悬崖，那里是家，但不是他们要去的地方。至少目前还不是。三条腿的狗“史尼丝”得继续等待。斯科特现在想起它来，这只黑色眼睛的白色杂种狗，吃马粪的家伙，最爱闻长草，去年因为癌症失去了右后腿，不到两天又开始爬楼梯。早上挂了格斯的电话后，斯科特就打电话给邻居，询问狗的情况。狗好好的，邻居告诉他。她正躺在门廊上，喘着粗气晒太阳呢。斯科特再次感谢邻居帮忙照看狗。他说，过几天他应该就能回家了。

“别着急，”邻居说，“你太不容易了，真了不起。你为那个男孩做的事真了不起。”

他现在想到那只少了一条腿的狗。如果它都能振作起来，我为什么不能？

直升机颠簸地穿过厚实的云层，每一次下落都像一只正在拍打罐子的手，企图磕出最后一颗花生。只不过在现在的情况下，斯科特就是那颗花生。他用右手握紧座椅，左臂仍吊在绷带里。离岸飞行用了20分钟，斯科特望着窗外连绵的海洋，无法相信自己游了多远。

格斯到达时，斯科特已经在烧烤店抿了一小时的水。他开一辆白色轿车（公司的车），手里拿着替换的衣服走进餐厅。

“我猜了一下你的尺码。”他说，把衣服扔给斯科特。

“我确定会非常合适。谢了。”斯科特说，走进卫生间换衣服——工作裤和运动衫。裤子的腰围太大，运动衫的肩部太窄—脱臼的肩膀让换衣服变得困难—但至少他感觉又像个正常人了。他洗洗手，把手术裤塞进垃圾桶深处。

直升机上，格斯指着右舷的位置。斯科特顺着他的手指，看向海岸警卫艇“柳木”号，一艘闪闪发光的白船，停泊在下方的海里。

“你以前坐过直升机吗？”格斯大喊道。

斯科特摇摇头。他是个画家，什么人会带画家坐直升机？但话说回来，私人飞机也是这么一回事，看看带来什么后果。

往下俯瞰，斯科特看到小艇还有同伴，六艘大船在海洋上排开。他们相信飞机坠入了海底极深的位置—某个海沟。格斯告诉他，那意味着，要定位到沉没的残骸需要几周的时间。

“这是一项联合搜寻行动，”格斯说，“我们已经从海军、海岸警卫队和海大局调来船只。”

“海什么？”

“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格斯微微一笑。

“海洋学的书呆子，”他说，“他们有多波束和侧扫声呐。空军还借了几架HC-130给我们。我们现在有30名海军潜水员和20名马萨诸塞州水警，他们随时待命，一旦我们找到残骸就下水。”

斯科特思考了这句话。

“一架小飞机掉下来，这样正常吗？”他问。

“不正常，”格斯说，“绝对是VIP套餐，这就是美国总统打电话指示的原因。”

直升机向右倾斜转弯，在小艇上空盘旋，唯一能保护斯科特不从打开的舱门掉进海里的就是他的安全带。

“你说你浮上来的时候，海面上有残骸？”格斯喊叫着说。

“什么？”

“海里有残骸？”

斯科特点点头：“水上有火焰。”

“是喷气燃料，”格斯说，“这意味着燃料箱破裂了。你没被烧着真幸运。”

斯科特点头说，好像记起来了，他说：“我看到……我也不知道，一截机翼？或许还有其他碎片。当时很黑。”

格斯点点头。直升机急拉后又是猛地一降，斯科特的胃提到了喉咙里。

“昨天早晨，一艘渔船在菲尔宾海滩附近发现了机翼残片，”格斯告诉他，“机上厨房里的一个金属托盘，一个头靠，一个马桶座圈。很明显，我们要找的不是一架完整的飞机。听起来像是整架飞机都解体了。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多东西被冲上岸，这取决于洋流。问题是，它是受到冲击破碎的，还是在半空中破碎的？”

“对不起，我也希望我能说出更多细节。但是，我也说过，在某个时刻我撞到头了。”

斯科特面朝海洋，一眼望去全是绵延不绝的开阔水面。他第一次想到，或许当时很黑是件好事。如果当时他能看到周围的辽阔，感到那巨大的空虚，他恐怕无法做到那一切。

格斯坐在他的对面，从密封袋里拿杏仁吃。普通人欣赏海浪和波涛的美丽时，格斯—一名工程师，只能看到实用的设计—重力，加上洋流，加上风。对平民来说，诗意是从余光看到一只独角兽—对不可言说的意外一瞥。对一名工程师来说，只有精巧的务实方案才是诗意的。功能高于形式，这不是乐观或悲观的问题，不是水杯半满或半空的问题。

对工程师来说，水杯只是太大了。

这就是年轻的格斯·富兰克林眼中的世界。格斯出生在史蒂文森村，由收垃圾的父亲和主妇妈妈抚养长大。他是大学预修微积分课上唯一的黑人小孩，从福德姆大学以最优等的成绩毕业。他从自然中看不到美，他认为的美存在于罗马沟渠和微芯片的精妙设计里。根据他的思维，地球上每个问题都可以通过修理或更换部件的方法解决。要不然—如果操作缺陷更加隐蔽的话—你就把整个系统拆掉，重新开始。

1999年的一个雨夜，当妻子把口水吐在他的脸上，夺门而出时，他就是这么处理他的婚姻的。他难道没有感觉吗？几分钟前她在叫嚷。格斯皱起眉头，思考那个问题—不是因为答案是“没有”，而是因为很明显他有感觉啊。只不过那感觉不是他想要的。

于是他耸耸肩。她朝他吐口水，他夺门而出。

用“情绪化”来形容他的妻子太轻描淡写。贝琳达是格斯遇见过最没有工程思维的人—她曾经说过，花朵的拉丁学名剥夺了它们的神秘感。他当下认为（咬紧牙关咽下唾沫），这件事是他的婚姻中无法修复的致命错误。他们不能兼容，像方头钉子嵌在圆孔里。总之，他的人生需要系统性的改版，也就是离婚。

在婚姻中，他是孤独的，他尝试过将实际的解决方法运用在非理性的问题上。她认为他工作太多—但事实上，他比大多数同事的工作时长都短，所以“太多”这个词似乎用错了地方。她想马上要小孩，但他认为，他们应该等到他的事业更加稳定时才要，意思就是等他的薪水提高，继而有更多的生活津贴和更大的公寓—限定条件就是：没有一套有儿童房的公寓。

于是一个周六，格斯和她坐在一起，就这个话题为她做了一个幻灯演示—有完善的柱状图和电子表格—包括一个等式，有一组既定前提的假设—他的职位发展进度、累进收入等，证明他们的完美受孕时间是在2002年9月，即三年后。贝琳达说他是无情的机器人。他告诉她，按照定义，机器人本来就是没有感情的（至少现在仍是），但他显然不是一个机器人。他有感觉，只是他的感情不像她的一样将他控制。

事实证明，他们的离婚比他们的婚姻简单多了，主要是因为他雇了一个律师，驱动这个人的欲望就是获得金钱—也就是说，他是一个有清晰合理的目标的人。于是格斯·富兰克林回到了孤身一人的状态—正如他在幻灯演示中预计的一样—他的进步飞快，在波音公司的职位不断上升，然后接受了运安委一个调查领导的角色，过去的11年里他一直在做这个。

然而多年以来，格斯发现他的工程师大脑一直在进化。他先前狭隘的世界观—像一台靠动态机械功能操作的机器一样—开花结果了。许多变化与他的新工作有关，作为大规模交通灾难的调查员—受到死亡和迫切的人情悲痛影响是他的常态。正如他告诉前妻的那样，他不是一个机器人。他能感觉到爱，他能理解失去的痛苦。只是他作为一个年轻人，认为那些因素似乎可控，认为悲伤只是因为理智出了故障，无法管理身体的子级系统。

但在2003年，他的父亲被诊断出得了白血病，然后在2009年过世，而他的母亲也在一年后死于血管瘤。事实证明，他们的死亡造成的空虚超出了一名工程师的理解。格斯自以为是机器崩坏了，他发现自己浸没在一种体验里，在运安委工作的这么些年，他一直在见证这种体验，但从未真正理解过那些悲痛。死亡不是脑力的妄念，它是一个关乎切身存在的黑洞，一道动物谜题，它既是问题也是答案，它激发的悲痛无法像故障继电器一样修复或忽视，他只能忍受。

现在格斯51岁了，他发现自己正把简单的才智抛诸脑后，开始向某种只能被描述为“智慧”的东西靠近。智慧在这里被定义为有能力理解一起事件中的事实与实际片段，但也重视完整的人性价值。一起坠机事件不仅仅是时间轴机械元件人为因素的总和。它是不可估算的悲剧，向我们展示人类对宇宙的支配力终究有限，以及集体死亡的震撼力量。

所以，当8月下旬的那一夜电话铃响起时，格斯的做法如常。他一下切换到专注模式，让扮演工程师角色的自己开始工作。但他也花时间去考虑了遇难者—有机组成员和平民，更糟的是还有两个人生尚未开启的小孩—并仔细思考他们留下的亲人将会遭受何种艰难与失落。

不过，率先处理的是事实。一架私人飞机—构造？型号？制造年份？服务记录？—不见了。出发机场？目的机场？最后一次无线电传递？雷达数据？天气状况？联系了区域内的其他飞机—有人目击吗？还有其他机场—航班改道了吗？有没有联络其他塔台？但从泰特波罗的航空交通管制中心与它失联的那一秒起，就再没有人见过这班飞机，也没有收到它的消息。

一连串的电话沟通之后，调查小组成立。白天，办公室和车里的电话一直在响。深更半夜，电话在卧室响起，打破睡眠。

等他坐进车里时，旅客名单已经收集出来了。他做了一些推算—剩余燃油可维持的飞行时间×最高时速=我们的潜在搜索半径。在他的指挥下，调查小组联系上了海岸警卫队和海军方面，直升机和巡防舰都已部署完毕。格斯赶到泰特波罗时，海上搜索已经在进行中，每个人都期待只是无线电失灵，飞机已经在离网状态下安全降落在某处，但大家都心里有数。

22个小时后，找到第一片残骸。

尽管下降过程充满变数，直升机还是像试水的一只脚趾般轻轻落地。海军士官伯克曼拉开舱门，他们跳下飞机，旋翼仍在头顶上方转动。斯科特能看到前方有几十个海员和技术人员在当值。

“我们失踪后多久—”他开始说话，但还没等他话音落地，格斯已经开始回答了。

“我就跟你老实说吧，泰特波罗的航空交通管制台一团糟。你们的航班从雷达里消失六分钟后，才有人注意到，在飞行控制的时间概念里，那已经相当长了，所以每个方向的搜索网格都扩大了太多。因为飞机有可能即刻坠毁，也有可能只是高度低于雷达，继续飞行。在水域上空，高度低于330米的东西是雷达无法侦测到的，所以一架飞机可以轻易降到那个高度以下，继续飞行。不过要是飞机转向了呢，我们应该去哪儿找？所以，当航空管制员意识到飞机消失后，他首先尝试在广播上呼叫它提升高度，这用了90秒的时间。然后他开始呼叫区域内的其他飞机留意—或许他们能看到，或许只是你们的飞机天线有问题，或者无线电坏了，但没有任何人见过你们的飞机。于是他打电话给海岸警卫队说，我这儿有架飞机已经从雷达上消失了8分钟。最后的位置在这里，正在以这样的速度往哪个方向飞。于是海岸警卫队仓促地调集了一艘船，并派出一架直升机。”

“他们什么时候打给你的？”

“你们的飞机大概在周日晚上10点18分掉进海里。11点半我已经和调查小组在去泰特波罗的路上。”

一架空军HC-130飞机从他们上方呼啸而过。斯科特条件反射地闪躲，一边护住头。飞机像是一头有四个螺旋桨的笨拙怪兽。

“它是在留意应答信号，”格斯说的是飞机，“基本上，我们现在就是在利用所有这些船只、直升机和飞机在不断扩大的网格范围内做视觉搜索。而且我们在往海底发射声呐做反弹定位，寻找残骸。我们想尽可能找回一切，尤其是飞机的黑匣子，因为那个东西加上飞行记录仪，能告诉我们飞机上每一秒钟的情况。”

斯科特看着飞机倾斜转弯，演习新的搜索方法。

“没有任何无线电联络记录吗？”他问，“没有求救信号？什么都没有？”

格斯把笔记本装进口袋：“飞行员说的最后一句话是，鸥翼613，谢了，大概是在起飞后的几分钟。”

船只随着一波海浪上升。斯科特抓紧扶手，让自己稳定。远处，他能看到海大局的船在缓缓移动。

“所以，7点46分我降落在泰特波罗，”格斯说，“从航空交通管制中心下载了数据。我的手头上是一架私人飞机，没有飞行计划，乘客人数不明，已经在水面上方消失1小时20分钟。”

“他们没有提交飞行计划吗？”

“美国境内对私人飞行没有强制要求，有一本乘客名册，但只有那家人的名字。所以，就是机组成员加四个人。但之后我从玛莎文雅岛那边听说，他们认为至少有七个人登机，于是我得弄清还有谁在飞机上，以及那和发生的事情有没有关系—那个时候，我们仍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你们有没有改变航向，飞去牙买加，或者降落在纽约或者马萨诸塞州的另一个机场？”

“那个时候我在游泳，我和那个男孩。”

“是的，你们在游泳。到那时为止，空中已经有三架海岸警卫队的直升机，或许甚至还有一架海军的直升机，因为在走进航空交管中心的五分钟前，我接到我老板打来的电话，而他是接到了他老板打来的电话，说戴维·贝特曼是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说总统已经在监控整个局势—这意味着无论如何都不能出岔子，而且会有FBI小组跟我碰面，可能还有国土安全局的某个上层人物。”

“你们什么时候调查出吉卜林的？”

“我在泰特波罗和玛莎文雅岛之间飞的时候，外资办的人打电话给我，说他们在本·吉卜林的电话上装了窃听器，他们认为他在航班上。这意味着，除了FBI和国土安全局，还有财政部的两个特工加入我的调查组，现在我需要一架更大的直升机。”

“你为什么告诉我这些？”斯科特问。

“是你问的。”

“所以你才把我带来这里？因为我问你了？”

格斯想了想，人性真相VS战略事实。

“你说这些或许能帮助你回忆。”他说。

斯科特摇摇头说：“不，我知道我不该在这儿，这不是你们的工作方式。”

格斯又想了想，说：“你知道在大多数坠机事件中，有多少人活下来吗？没有人。或许待在这里能帮助你回忆起一些东西，又或许我只是厌倦了参加葬礼。或许我想让你知道，我感激你做的事情。”

“别说‘为了那个男孩’。”

“为什么不能说？你救了他的命。”

“我……当时在游泳，他大声叫喊了，任何人都会像我那么做的。”

“他们可能做过尝试。”

斯科特眺望水面，咬着嘴唇：“所以，就因为我是高中游泳校队的，我就成了某种英雄？”

“不。你是英雄是因为你的表现很英勇。我把你带来这里是因为这对我有意义，对我们所有人都有意义。”

斯科特试图回忆他上一次吃东西是什么时候。

“嘿，他是什么意思？”

“谁？”

“在医院里，美联储的人说波士顿前一晚打比赛了，OSPRY的那个人说了一句跟棒球有关的话。”

“对，轮到德沃金上场，他是红袜队的接球手。”

“然后呢？”

“周日晚上，他打破了棒球史上上场时间纪录。”

“所以呢？”

格斯笑了：“就是在你们飞行的时候，他打破纪录的。短短18分钟内接到22个投球，从你们起飞开始，在坠机前几秒钟结束。”

“你在开玩笑。”

“没有。棒球史上最长的出场时间，而且正好是你们的飞行时长。”

斯科特看向外面的水面。灰色的阴云正在地平线上聚集。他记得当时在播放比赛，似乎发生了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至少飞机上的另外两个男人都特别激动。看看这个啊，亲爱的，你能相信这个该死的家伙吗？但斯科特从来不热衷于体育比赛，他几乎一眼都没看。不过，现在听到这个故事—这个巧合—他感觉脖子后面汗毛倒竖。两件事同时发生，把它们放在一起提及，就变成相关的，或是趋同的。这就是那种感觉意味深长的事情，但实际上没有意义。至少他认为没有。这怎么可能呢？波士顿的一个击球手连续把球打到界外的看台上；与此同时，一架小飞机在奋力冲破沿海的低空大雾。还有几百万个其他活动也在同时开始和结束？还有多少其他“事实”也刚好趋同，造成象征性的关联？

“飞行员和副驾驶员的早期报告看起来都很清白，”格斯说，“詹姆斯·梅洛迪是个有23年经验的老手，他在鸥翼公司当了11年的飞行员。没有不良记录，没有传讯和投诉。不过他的童年蛮有意思的，由单亲妈妈抚养长大，小的时候，被她带去跟一个世界末日教团住在一起。”

“像吉姆·琼斯的圭亚那邪教那样？”斯科特问。

“不清楚，”格斯说，“我们还在深度调查，但大概只是一个细节。”

“另一个人呢？”斯科特问，“飞机副驾驶员？”

“那个人倒有一点儿故事，”格斯说，“不过显然这些话都不能对别人讲，但你可能会看到很多报道。查理·布施是罗根·布施的外甥，就是那个议员。他在得克萨斯州长大，在国民警卫队待过一段时间，听起来像个纨绔子弟，被传讯过几次，多数是因为仪表—不剃胡子就去上班，很可能是前一晚开派对玩得太疯，但他不像是一个危险分子。我们在跟航空公司了解情况，设法进一步搞清事实。”

斯科特甚至没见过副驾驶员，对梅洛迪机长也只有模糊的记忆。他试图把细节放进记忆里，这些都是死去的人。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自己的故事。

他们周围的海面变得波涛汹涌，海岸警卫艇横冲直撞地倾斜前进。

“看起来要有暴风雨了。”斯科特说。

格斯握住扶栏，凝望着地平线说：“除非是四级飓风，否则我们不会放弃搜索行动。”

格斯在指挥搜救时，斯科特去船舱里喝了杯茶。厨房里有一台电视，他所在船只的画面在屏幕上。画面是新闻直升机传送的，正在直播进行中的搜救。斯科特感觉自己像在镜子房间里，他的影像无限反射下去。两个休息的海员在喝咖啡，看着电视上的自己。

搜救队的画面被一个头部特写替代—是穿红色吊带裤的比尔·康宁汉。

“刚才看到的是进展中的搜救行动。不要错过下午四点的特别放送：我们的天空安全吗？你们看—我把舌头伸得足够长了—但整件事还是有股腥臭味，在我看来相当可疑。因为如果这架飞机真的坠毁了，那尸体去了哪儿？如果戴维·贝特曼和他的家人真的—死了—那我们为什么没有看到。现在我听说，ALC在事件发生后几个小时就发布了首家报道，声名狼藉的资金经理本·吉卜林据传也在飞机上—而且吉卜林刚好要被财政部起诉，因为他与我们的敌人有生意往来。没错，各位观众，他收了伊朗和朝鲜这些国家的钱，进行非法投资。也许这起灾难是敌国在处理细枝末节呢，为了一劳永逸地封住吉卜林这个叛徒的嘴。于是我们必须要问：为什么政府还没有按照实情，把这次坠机定性为—恐怖袭击？”

斯科特背对电视，用纸杯小口喝茶，他试图不去理会电视里的声音。

“同样重要的是，斯科特·伯勒斯，这个人是谁？”

等等，什么？斯科特又转过去。屏幕上是他十年前拍的一张照片—一张艺术家的肖像照，是为了配合他在芝加哥办的一场画廊展览。

“对，我知道，他们说他救了一个四岁的男孩，但是他是谁，他在那架飞机上做什么？”

现在是斯科特在文雅岛上住宅的现场画面。这怎么可能呢？斯科特看到三条腿的狗站在窗边，无声地狂吠。

“维基百科把他列为画家，但没有个人信息。我们联系了芝加哥画廊，据称2010年，伯勒斯先生在那里举办了他的最后一场展览，但他们声称从没见过他。所以你们想一下，一个无名画家，五年里没有展出过一幅画，他是怎么登上那架奢侈的私人飞机的？机上可是纽约最富有的两个人。”

斯科特看着电视上自己的家。那是一栋木瓦盖的单层小屋，他从一个希腊渔民手上租下的，一个月900美元。它需要粉刷了—他在等康宁汉那个必然的笑话，粉刷匠的房子也需要粉刷—但他没讲。

“所以现在，本频道现场直播，本记者在问—有没有哪个人认识这个神秘画家？请打电话给电视台，说服我相信伯勒斯先生是真的，不是某个潜伏间谍冒充的一个过气画家，刚刚被ISIS激活。”

斯科特小口喝着茶，意识到两名士兵的注视目光。他感觉身后有人。

“看起来回家已经不可能了。”格斯走到斯科特的身后说。

“显然如此。”斯科特转过身来说，同时感觉到一种完全陌生的断裂，内在的他与外界对他的新想法。他作为一个公众形象的新身份，他的名字被名人刻薄地念出来。如果他回家，他就会走出自己的生活，走进那个屏幕。他会变成他们的人。

格斯看了一会儿电视，然后走过去把它关掉。

“你有地方躲几天吗？”他说，“不要引人注目。”

斯科特想了想，大脑一片空白。他给自己的一个朋友打了电话，然后把他丢在加油站的停车场里。某个地方有表兄弟，有个前任未婚妻，但他不得不相信，这些人已经被现代的好奇宝宝用谷歌搜索发现了。他需要的是一个非线性的人，一个似乎随机生成的名字，没有哪个私家侦探和计算机程序能预测出来。

然后一个名字进入他的脑海，某根宇宙神经突然火花四溅。爱尔兰音调念出的两个词描绘出一幅画面：一个身家十亿的金发女人。

“是的，我想我知道要打给谁了。”他说。

孤儿

埃莉诺记得她和姐姐还是少女的时候，不分你的和我的。她和美琪拥有的一切都是共用的，发梳、条纹连衣裙、波点连衣裙和半新的《蓬头安经典故事集》。她们以前常坐在农舍的水槽里，照着镜子，互相梳头。客厅里在播放唱片—皮特·西格尔和阿罗·古瑟瑞，或者酋长乐队—伴着父亲做饭的声音。美琪·格林威和埃莉诺·格林威，8岁和6岁，或者12岁和10岁，一起听着CD，为同样的男孩着迷。埃莉诺是年纪小的那个，发色偏淡，古灵精怪。美琪有自己独特的舞蹈，她会拿着长缎带快速转动，直到晕眩为止。埃莉诺会看着她，一直笑着。

对埃莉诺来说，她从来没有过“自我”时期。她脑海中的每句话都以“我们”起头。然后美琪去上大学了，埃莉诺不得不学习如何独处。她记得第一个连休三天的周末，她在空空的房间里旋转，等待不再响起的笑声。她记得那种感觉，孤单一人的感觉，就像骨头里有小虫。于是周一上学时，她纵身跳下男生的悬崖，第一次大开眼界，知道与别人成双成对是什么感觉。等到周五，她已经和保罗·阿斯彭确定关系。三个星期后，他们的恋情结束，她的伴侣换成了达蒙·莱特。

引导她的是眼底的光，就是这个念头—永远别再孤单。

接下来的十年她遇到一连串的男人，有迷恋，有心醉，都是替代品。埃莉诺日复一日地躲避自己的核心缺陷，锁上房门，拉上窗帘，固执地眼看前方，即使敲门声越来越大。

三年前，她在威廉斯堡遇见道格。当时她刚满31岁，白天在曼哈顿下城区做临时工，晚上做瑜伽。她和两个室友住在卡罗尔花园一栋无电梯的三层楼公寓里。她生命中最近的一个爱人，哈维尔，在一周前甩了她—她在他的平角裤上发现了口红印记—大多时候，她觉得自己像只浸透雨水的纸袋。上城区的美琪也在说同样的话，但埃莉诺每次做出尝试，都有同样的旧感觉，那些虫子又爬回她的骨头里。

她与美琪和戴维共度周末。她说是帮忙带小孩，但实际上她只是躺在沙发上看向窗外，努力不哭出来。两晚之后，她和几个工作上的朋友去一家蓝色招牌的潮人夜店，在地铁Ｌ线附近，她看见了道格。他留着浓密的大胡子，穿着工装裤。她喜欢他的眼睛，笑的时候眼周会皱起来。他又来吧台买扎啤时，她和他攀谈起来。他告诉她，他是个用举办精美晚宴来逃避写作的作家。他的公寓里全是难懂的烹调准备机，老式意大利擀面棍，一台300英镑的卡布奇诺咖啡机，是他一个个螺丝拧上重装的。去年，他开始从高湾那的一个屠夫那里买来肠衣，自己做香肠。做香肠的诀窍是要控制湿度，这样才不会引起肉毒中毒。他邀请她过来尝一点儿。她说听起来还蛮不靠谱的。

他告诉她，他手头上正在写的是一部伟大的美国小说，也可能只是一个完全用纸做的大部头书镇。他们一起喝蓝带啤酒，忽略了各自的朋友。一小时后，她跟他回家，得知他哪怕夏天也睡在法兰绒床单上。他的装饰风格是伐木工人碰撞科学狂人，他正在重装一张老式牙医椅，把电视机安到扶手上。裸体的他看起来像一只熊，身上是啤酒和锯末的味道。她躺在他的身下，感觉自己像个幽灵，看着他做功，就好像他在跟她的影子做爱。

他告诉她，他与人相处有很多问题，而且喝酒太多。她说，嘿，我也是。然后他们一笑置之。但事实是，她不会喝太多，他却会。而且伟大的美国书镇毫无规律地呼唤他，激起他阵发性的自怨自艾和狂怒。她会在他的法兰绒被单下大汗淋漓地醒来，发现他在拆他的书桌（搁在两个锯木架上的一扇旧门）。

白天的时候他很亲切，而且他有很多朋友没日没夜地顺道来访，这意味着他和埃莉诺从来没有机会独处。道格欢迎朋友的到访，而且他放下了手头的一切，全力进行烹饪冒险—她会去果园街搜找一台樱桃去核机，或者乘地铁去皇后区，找一些海地人买山羊肉。他的存在感太强，埃莉诺从不会感觉到孤单，甚至他外出晚归时也是。一个月后，她搬进他的公寓。当她感觉寂寞时，会穿上他的衬衫，坐在厨房地上吃剩菜。

她拿到了按摩师执照，开始在翠贝卡的一家高端精品沙龙工作。她的客户是电影明星和银行家。他们很友好，给的小费也不薄。其间，道格在做零工—随意做些木器之类的。道格有个改造餐厅的朋友，愿意花钱请他去搜找老式火炉来翻新。在埃莉诺的心目中，他们很开心，在做现代年轻夫妇应该做的事情。

她把道格介绍给戴维、美琪和孩子们，但她能看出，道格不喜欢和戴维这么一个事业有成又有钱的男人待在一起。他们在洋房餐厅里一张12人席位的餐桌上吃饭（孩子们外出就餐不太方便），她看着道格喝下一瓶法国红酒，观察着顶级厨房用具（八头的狼牌电灶，绝对零度的冰箱），带着嫉妒与轻蔑（“你可以买来工具，但你买不来使用工具的才华”）。乘地铁回家的路上，道格责骂她姐姐的“共和党老男人”，他表现得就好像戴维当面奚落了他们的不足。埃莉诺不能理解他的这种做法。她的姐姐很幸福，戴维人不错，孩子们都是天使。虽然她不赞同姐夫的政治学，但他不是个坏人。

但道格这个年龄的胡须男都有这种仇富心理—他们诽谤财富，尽管他们自己就觊觎财富。他进入自言自语的状态，从6号线开始，到在联合广场换车，一直到惠氏大道他们的卧室里。戴维如何对持枪的白人兜售憎恨理论，世界如何比以前更糟，因为戴维在做极端主义和仇恨色情的买卖。

埃莉诺告诉他，她不想再聊这件事了，她想去沙发上睡觉。

他们在五月搬到州北部。道格和几个朋友入股了哈得孙河畔克罗顿村的一间餐厅，与其说是餐厅，其实就是一个空房间。之前的想法是他们会搬过去，他和他的朋友们从头开始建造这个地方，但他们的资金很紧，而且有个朋友在最后一刻退出了。另一个人兼职工作了六个月，然后搞大了一个当地高中女孩的肚子，逃回城市了。现在这个未来的餐厅只建了一半—就只有一个厨房，还有几箱白瓷砖在喷雾器的死水里腐蚀。

道格多数时候开一辆旧皮卡去那里，但只是去喝酒。他在角落里放了一台电脑，情绪上来时会在那里忙活他的书，但这种情况很少发生。空房间的租约年底到期，如果道格到时候没能把它变成一个功能完善的餐厅的话，他们就会失去这个地方，投进去的钱也都将付诸东流。

埃莉诺曾提议过（只是提议），或许可以向戴维借10000块钱装修完这个地方。道格一口唾沫吐在她的脚边，连续咆哮了两天，说她应该像她该死的姐姐一样嫁给一个有钱的浑蛋。那天夜里他没有回家，她躺在床上，感觉旧日的虫子再次爬进她的骨头。

有一段时间，他们的婚姻似乎像一棵无法茁壮成长的盆栽，因为缺钱和梦想破灭，窒息而死。

然后戴维、美琪和美丽的小瑞秋死了，他们发现自己的钱多得花不完。

坠机三天后，他们坐在公园大道432号顶楼的会议室里。道格极不乐意地打了一条领带，梳了头发，但他的胡子依旧乱糟糟的。埃莉诺心想他可能一两天没洗澡了。她穿了一条黑色裙子，脚踩低跟鞋，握着手包坐着。她身在这里，在这栋办公楼里，面对一个方阵的律师，这让她牙齿发痒，因为这一切事关重大。她要看着律师拆开他们的临终遗嘱，要听律师念出该在死亡发生时念的文件条款，用无可辩驳的证据表明你爱的人已经死了。

埃莉诺的母亲在州北部照看男孩。他们离开时，埃莉诺感觉胃里一阵拧绞。她告别时拥抱了他，他看起来那么茫然悲伤，但她的母亲向她保证他们会好好的，毕竟他是她的外孙。埃莉诺强迫自己坐进车里。

开车进城的路上，道格一直在问她觉得他们会得到多少钱，她向他解释，那不是他们的钱，钱是JJ的，而且会有一个信托基金，她作为男孩的监护人，可以用那笔钱来照顾他，但不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私利。道格说，当然，当然，一边点头，表现得像是在说：“那个道理我当然知道。”但从他开车的方式，以及他在90分钟里抽完了半盒烟，她能看出他感觉自己中了彩票，而且很期待接过超大的崭新支票。

她眺望窗外，想起在医院第一眼见到JJ的情景。然后画面翻到三天前的那一刻，电话铃响，她得知姐姐的飞机失踪了。挂了电话之后很久，她一直裹着被子坐在那里，握着电话听筒。道格就仰面睡在她的身边，对着天花板打鼾。她盯着暗处，直到电话铃声在黎明后的某时再次响起，一个男人的声音告诉她，她的外甥还活着。

“就他一个活着？”她问。

“到目前为止是的，但我们还在找他。”

她叫醒道格，告诉他，他们得去长岛的一家医院。

“现在？”他说。

她开车，道格的裤链还没拉上，运动衫只套了一半，还没等他把门关好，她就已经挂挡了。她告诉道格，海洋某处发生了一起坠机事故。幸存的一个乘客背着男孩游了好几千米回到岸上。她想让道格告诉她不要担心，如果他们俩能活下来，没准儿其他人也会活下来，但他没有。她的丈夫坐在乘客座上，问能不能停下来喝杯咖啡。

剩下的是一片模糊。她记得她在医院的装卸区里跳下车，恐慌地寻找JJ的房间。可她记得拥抱男孩了吗？记得见到他隔壁床的英雄了吗？他徒有形体，徒有声音，在日光照耀中淡去。她的肾上腺素含量太高，她对事件的级别感到惊讶，生活竟能铺开这么大—直升机在浪峰盘旋，海军舰艇部署周全—大得充斥了300万台电视机的屏幕，大得让她的人生现在变成了一个被人讨论的历史疑团，各种细节被业余人士和专业人员之流拿来反复观察评估。

现在，她坐在会议室里，双手握拳，竭力摆脱她如坐针毡的感觉，试图微笑。拉里·佩奇在她的对面回以微笑。他的两旁各有一名律师，一男一女。

“各位，”他说，“所有细枝末节我们可以之后再讨论。这次会议其实只是让您有个概览，即戴维和美琪—在可能发生死亡时—对孩子们的打算。”

“当然。”埃莉诺说。

“多少钱？”道格问。

埃莉诺在桌下踢了他一脚。佩奇先生在她的对面皱起眉头，他期望在处理巨额财富的事宜时双方仍能恪守礼仪，于是表现出一种刻意的无动于衷。

“好吧，”他说，“我已经解释过，贝特曼夫妇为两个孩子都成立了信托基金，他们的房产平均分配。但鉴于他们的女儿—”

“瑞秋。”埃莉诺说。

“对，瑞秋。鉴于瑞秋没有生还，全部信托都转给JJ。这包括他们所有的房产—曼哈顿的洋房，玛莎文雅岛的房屋，以及伦敦的临时住所。”

“等一下，”道格说，“你指的是什么？”

佩奇先生继续说下去。

“同时，他们两人的遗嘱都指定向一些慈善组织拨出大笔现金和股权，大概是他们总资产的30%，剩下的进入JJ的信托基金，会在接下来的40年里分阶段供他使用。”

“40年。”道格皱了皱眉头说。

“我们不需要多少钱，”埃莉诺说，“那是他的钱。”

现在轮到道格在桌下踢她了。

“这不是你们需不需要的问题，”律师告诉她，“事关履行贝特曼夫妇的遗愿。我们还在等官方的死亡声明，但考虑到现在的情况，我愿意在这段时间挪出一些资金。”

他左手边的女人递给他一个崭新的马尼拉文件夹。佩奇先生打开它，里面只有一张纸。

“按照现在的市值，”他告诉他们，“JJ的信托基金价值1.03亿美元。”

道格在她的身边发出呛到的声音。埃莉诺的脸不由得滚烫起来，她为他表现出明显的贪婪感到难堪；而且她知道，如果她看他的话，他脸上一定挂着傻笑。

“大部分的财产—也就是60%—会在他40岁生日当天开始完全由他支配。15%在他30岁生日当天开启，另外15%在他21岁生日当天开启。剩下10%的拨款，从此刻开始，用于支付到他成年之前的所有开支。”

她能感觉到身旁的道格在算数字。

“也就是1030万美元—同样也是以昨天的收盘价计算。”

窗外，埃莉诺能听到鸟儿在盘旋。她想起把JJ从医院抱回家的第一天，他的重量—比她记忆中重多了。他们没有儿童垫高椅，于是道格在后面堆了几条毯子，他们开车去塔吉特百货买座椅。汽车在停车场空转，他们沉默地在车里坐了一会儿。埃莉诺看着道格。

“干什么？”他说，他的表情木然。

“告诉他们我们需要一把儿童垫高椅，”她说，“需要面朝前面的。务必让他们知道，他只有4岁。”

他想闹别扭的—我？进塔吉特？我最恨塔吉特—但值得表扬的是，他没有吵嘴，只是用肩膀把门撞开，走了进去。她从自己的座位转身，看着JJ。

“你还好吗？”她问。

他点点头，然后吐在她的座椅后背上。

佩奇右边的男人开始大声说话。

“邓利维夫人，”他说，“我是弗莱德·卡特。我们公司负责管理您已故姐夫的资产。”

所以，埃莉诺心想，不是律师。

“我设计了一个基本的财务结构模型，用来支付每月开销和教育预算费用，我乐于在您方便的时候与您一同复查一下。”

埃莉诺冒险地看了一眼道格。他其实在笑，他对她点头。

“我是—”埃莉诺说，“我是信托执行人。是我吗？”

“是的，”佩奇说，“除非您决定不执行交付给您的责任，那样的话贝特曼先生和贝特曼夫人任命了一位继任人。”

她感觉身旁的道格僵硬了，想到要把那么些钱传给某个位居第二的人。

“不，”埃莉诺说，“他是我的外甥，我想养他。我只是需要弄清楚，我是信托任命的人，不是—”

她的目光落向她的丈夫。佩奇看到那个眼神。

“是的，”他说，“您是指定监护人和执行人。”

“好的。”沉默片刻之后，她说。

“未来几周内，我需要您过来再签几份文件，当然我们也可以去拜访您。有一些遗嘱需要公证。您今天想拿到各处房产的钥匙吗？”

她眨眨眼睛，想着姐姐的公寓，现在那是一个博物馆了，里面装满了她再也不需要的东西—衣服，家具，装满食物的冰箱，摆满书本和玩具的儿童房。她感觉眼里涌起泪水。

“不用，”她说，“我认为不需要—”

她停下来调整自己。

“我理解，”佩奇说，“我会派人送去你家。”

“能不能找人去JJ的房间拿他的东西？玩具、书和衣服。他很可能需要，我不知道，或许对他有帮助。”

佩奇左边的女人记录下来。

“如果您决定出售任何一处或者所有房产，”卡特说，“我们可以帮上忙。我上一次核查的时候，三处加起来的公平市价在3000万左右。”

“那笔钱会进入信托基金吗？”道格说，“还是—”

“那笔钱会调入你们可用的流动基金。”

“那就是1000万变成4000万。”

“道格。”埃莉诺说，话语中的锐利超出了她的意图。

律师们假装没听到。

“干吗？”她的丈夫说，“我只是—确认一下。”

她点头，在桌下松开拳头，伸展手指。

“好了，”她说，“我感觉该回去了。我不想留JJ一个人在家太久。他的睡眠不太好。”

她站起来。桌子对面的律师团体也一致起立。只有道格仍坐在椅子上，做着白日梦。

“道格。”她说。

“啊，对。”他边说边站起来，然后伸展胳膊和背部，像只猫从阳光下长时间的午睡中醒来。

“你们开车回去吗？”卡特问。

她点点头。

“我不知道你们开的是什么车，但是贝特曼夫妇有好几辆车，包括一辆家庭SUV，这些也供你们使用，或者可以出售。看你们想怎么办。”

“我只是—”埃莉诺说，“对不起，我现在真的无法做任何决定。我只是需要—思考，或者说整理一下整件事—”

“没问题，我不问问题了。”

卡特把手搭在她的肩上。他是个瘦子，有张和善的脸。

“请您记得，戴维和美琪不只是我的客户。我们的女儿同龄，而且—”

他停下来。她泪水盈眶，然后点了点头。她握了一下他的手臂，很感激在这种时候发现了一丝人性。

而身旁的道格清了清喉咙，问道：“你刚才说是哪种车来着？”

……

开车回家的路上，她一直沉默。道格抽完了剩下的半包烟，他把窗户放下来，手指握在方向盘上，很明显在计算着什么。

“要我说，保留洋房，对吧？”他说，“城里要有个地方。但是我也不知道，我们真的会回文雅岛吗？我是说，经历过这种事之后？”

她不回答，只是把头靠在头枕上，看着外面的树冠。

“还有伦敦，”他说，“我是说，那倒是很酷。但其实我们多久会去一次呢—要我说，我们把那栋房子卖掉，然后如果我们想去的话，总是可以住酒店的。”

他搓搓胡子，像儿童故事里一夜暴富的吝啬鬼。

“那是JJ的钱。”她说。

“没错，”道格说，“但是，他才四岁，所以—”

“这和我们想要什么不相干。”

“宝贝—好吧，我知道了。—但是这孩子习惯了某种生活的话，—现在我们是他的监护人了。”

“我是他的监护人。”

“当然，在法律上是你，但我们是一家人啊。”

“什么时候开始的？”

他合上嘴唇，她能感觉他咽下一股反驳的冲动。

他说：“我是说，好吧，我知道我之前做得不够好。但你知道吗？这整件事—这整件事让我和你一样，非常震惊。我很想让你知道，我已经今非昔比了。”

他把手放在她的胳膊上说：“我们要同舟共济。”

她能感觉到他在看她，感觉到他脸上的笑容，但她没有看过去。这一刻，她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孤单。

不过她不是独自一人，她现在是一位母亲了。

她将永远不再孤单。

二号画

如果你只看画幅中央的话，你会说服自己没有什么不对劲。让人疑惑的那个女孩—或许她只有18岁，一缕头发被吹到眼睛上—正在一个阴天的玉米地里散步。这个女人，她面朝着我们，只需再走几秒就会从高耸密实的绿色迷宫里出来。尽管玉米地顶上的天空灰暗得有几分不祥，女人和她身后前排的玉米却被狂热的太阳照亮，呈发热的橘红色，甚至头发遮掩下的她眯起了眼睛，一只手举上头，好像要遮蔽眼睛。

光的质感吸引了你，让你发问—是什么样的颜色组合，以什么顺序、什么手法调和，才能创造出这种雷暴的光？

她的左边有一幅同样尺寸的画布，两幅画被2.5厘米的白墙隔开。另一幅画面上是一栋农舍，与玉米地成一定角度，坐落在一大片宽阔草坪的对面，于是前景里的女人似乎比农舍更大，透视法的伎俩如此强大。农舍是墙板红色的两层楼，有八字形的谷仓屋顶，百叶窗拉上了。如果你眯着眼看，能看到农舍一侧地面防风门的木头盖掀起来了，露出一个黑洞。从洞里露出一个男人的胳膊，被白色长袖包裹，手紧抓一根绳索的绳圈。他的肌肉紧张，画面就凝固在这个动作上。但他是在开门还是在关门？我们不得而知。

你回过头去看女孩。她没有在看农舍，她的头发遮脸，但眼睛仍然可见。尽管她面朝前方，她的视线已经移到右方，吸引观众的视线穿过那片复杂的茂盛绿地，再穿过2.5厘米的画廊白墙，来到第三块，也是最后一块画布。

然后你看到这个女孩刚刚注意到的东西。

龙卷风。

那个打着旋的魔鬼泥团，那个威严的圆柱形黑色旋涡。它是一个正旋开丝线的蜘蛛卵，长着一口烂牙。它是《圣经》中的怪物，是上帝的复仇。它呼啸翻搅，给你看它的食物，就像一个暴躁的小孩。破裂的房子和树木在旋转，尘土卷着沙砾。从房间的任何角度观看，它都仿佛正朝你卷来，你看到的时候会后退一步。画布本身被弯折过，已经磨损，它的右上角向里弯折，就好像纯粹是被风力破坏扭折的，就好像这幅画在自我摧毁。

现在你回头看女孩，她的眼睛圆睁，一只手高举，你意识到，她不是要从脸上拨开头发，而是要捂住眼不看这幅恐怖景象。然后，透过扬起的头发，你看向她身后的房子，更具体地说，是看向那道小小的防风门，那个救命的黑洞，以及里面一个男人的胳膊，他的手紧抓磨损的绳圈。这一次，你领会了，你意识到—

他在关上那道防风门，把我们关在外面。

我们无所依靠。

蕾拉

俗话说，钱买不到的东西，其实你也不怎么想要。这是屁话。因为实际上基本没什么是钱买不到的，真没有。爱，幸福，内心的宁静。就看你出什么价。真相是，地球上的钱足够让每个人变得完整，只要我们学习去做幼童都知道的事—分享。但是，钱就像重力，是一种凝集的力量，能吸来越来越多的钱，最终形成众所周知的无底洞，即财富。这不仅仅是人类的过错。你随便问一张美元钞票，它都会告诉你它喜欢几百张钞票的陪伴，而不是区区几张。在亿万富翁的账户里当一张十元纸币，比在瘾君子的烂口袋里脏兮兮地落单要好。

29岁时，莱斯利·穆勒成了一个科技帝国的唯一继承人。身为亿万富翁（男方）和T台模特（女方）的女儿，她是通过基因工程改造出的优等种族的一员，这个种族的数量在日益增长。现在他们似乎无处不在，这些卓越资本家的有钱小孩，用他们继承遗产的零头开办公司，资助艺术。18岁、19岁、20岁的他们在纽约、好莱坞、伦敦买下难以想象的房产。他们把自己定位为新的美第奇家族，被未来紧迫的悸动所吸引。他们是高于嬉皮士的一代，是收藏天才的人，从达沃斯经济论坛飞到科切拉音乐节到圣丹斯电影节，一路开会见面，用现金和他们的显赫给今天的艺术家、音乐人和电影人一阵阵地打鸡血。

美丽多金的他们，不接受拒绝。

莱斯利—她的朋友们叫她“蕾拉”—是其中翘楚。她的母亲来自西班牙塞维利亚，曾经为设计师加利亚诺走秀。她的父亲发明了某个无处不在的高科技触发器，在这个星球上的每台电脑和每部智能手机里都有，他是世界第九巨富。即使蕾拉·穆勒只拿继承财产的1/3去排名，她也能排在第399位。她的钱太多了，相形之下，斯科特遇见的其他富人—戴维·贝特曼、本·吉卜林—看起来就像劳动阶层。到了蕾拉这个级别，她的财富已经不受市场波动影响。她的财产数目太大，好像永远不可能破产，这数目大到钱能自己生钱—每年增长15%，每个月印钞几百万。

因为有钱，她就能赚很多钱，仅她的储蓄账户年利息一项就能排在全球富豪榜第700位。你能想象吗？你当然没法想象。因为真正理解那个级别的财富的唯一办法，就是拥有那么多财富。蕾拉的道路没有阻力，没有任何摩擦力。地球上没有她一时兴起买不来的东西。或许买不了微软，或者德国，但其他的都不在话下。

“哦，我的天，”她走进她在格林尼治村的家中书房，见到斯科特时说，“我迷死你了。我看了一整天新闻，完全没法移开眼睛。”

蕾拉、斯科特和马格努斯，他们三人在银行大街的一栋四层褐色砂石建筑里，隔两个街区就是河，斯科特从海军船坞打给了马格努斯。拨电话时，斯科特想象他还坐在加油站外的车里，但马格努斯说他在一间咖啡店里挑逗女孩，40分钟可以赶到那里。等斯科特告诉他想去哪里时，他说可以更快赶到。就算先前的丢弃得罪了马格努斯，他也没明说。

“看着我，”管家开门让他们进去后，他们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他告诉斯科特，“我在发抖。”

斯科特看着马格努斯的右腿上下弹跳。两人都知道，他们即将见到的人能不可逆转地改变他们的艺术命运。十年来，马格努斯和斯科特一样，都在艺术名誉的边缘浅尝辄止。他在皇后区一栋被没收的油漆仓库里画画，有六件染色的衬衫。每个下午他都在摆弄电话，寻找开幕式的邀请，试图挤进业界活动的宾客名单。每个夜晚，他都在切尔西和下东区的街道徘徊，向窗里张望。他是个有魅力的爱尔兰人，一脸坏笑，但他的眼里也有一种绝望的神情。斯科特轻易就能认出来，因为几个月前，他每次照镜子时都能看到同样绝望的自己。他知道，他们对接纳的渴求是相同的。

就像住在面包店附近，却从来吃不到面包。你每天穿街走巷，鼻子里是它的味道，胃里咕噜作响，但无论你再转几个弯，你永远走不进真正的店铺。

艺术市场像股票市场一样，价值建立在公众认知的基础上。有人愿意付多少钱，一幅画就值多少钱，而且那个数字受到对这位艺术家重要度认知的影响，也就是他们的流通程度。要成为一名能卖出高价画作的著名艺术家，要么你已经是一名能卖出高价画作的著名艺术家，要么得有人给你支持。目前越来越能支持艺术家的人就是蕾拉·穆勒。

她身穿黑色牛仔裤和一件丝绸衬衫，金发棕眸，赤脚，拿着一支电子烟。

“人在这儿啊。”她快活地说。

马格努斯起立，伸手过去。

“我是马格努斯，小科的朋友。”

她点头示意，但没有握手。过了一会儿，他放下手。蕾拉坐在挨着斯科特的沙发上。

“我能问你一件怪事吗？”她问斯科特，“5月份你们的一个飞行员送我去的戛纳，老的那一个。我相当肯定。”

“詹姆斯·梅洛迪。”他说，他已经记住了死者的名字。

她做了个怪相—活见鬼，对不对？—然后点头，碰碰他的肩膀。

“疼吗？”

“什么？”

“你的手臂？”

他吊着新的绷带，为她动了一下。

“还好。”他说。

“还有那个小男孩。噢我的天，他太勇敢了。然后—你能相信吗？—我刚看到一篇文章，讲那家女儿被绑架的—你能想象吗？”

斯科特眨眨眼睛说：“绑架？”

“你不知道？”她似乎真的被震撼了，说，“是啊，是男孩的姐姐小时候的事。显然，有人闯入他们家里抱走了她。她被绑架了，有差不多一个星期吧。现在—我是说从那样的经历逃生，然后那么可怕的死掉—这种事情没法瞎编的。”

斯科特点点头，忽然感觉疲惫不堪。悲剧是你不忍再次体验的戏剧。

“我想为你办一个庆祝派对，”她告诉他，“艺术世界的英雄。”

“不用了，”斯科特说，“谢谢你。”

“哦，别那样，”她说，“每个人都在谈论这件事，不只是关于营救行动。我看到你新作品的幻灯片了—灾难系列—我很喜欢。”

马格努斯突然大声地拍了一下手，他们转身看他。

“不好意思，”他说，“但我告诉你了呀。我没告诉你吗？太有才了。”

蕾拉吸了一口她的电子烟。未来就是这个样子，斯科特心想，现在连抽的烟都是电子的。

“你能—”她说，“—如果可以的话，说说发生的事吗？”

“飞机吗？它坠毁了。”

她点点头，她很冷静。

“你跟别人聊过这件事没有？治疗师，或者—”

斯科特想了想。治疗师。

“因为，”蕾拉说，“你会喜欢我的治疗师的。他在翠贝卡，他叫范德史莱斯医生，是个荷兰人。”

斯科特想象一个胡须男坐在办公室里，每张桌上都有舒洁纸巾。

“的士没来，”斯科特说，“所以我只能乘巴士。”

她看起来稍有点儿迷惑，然后意识到他是在跟她分享记忆，于是探身过去。

斯科特告诉她，他记得他的背包放在门边，湖绿色的帆布包，有几处地方已经磨破；记得自己一边踱步，一边透过窗户（乳白色旧玻璃）张望车头大灯；他记得自己的手表，指针在走。他的背包里装着衣服，但主要装的是作品的幻灯片和图片。新的作品是希望，是他的未来。明天一切都会重新开始，他会在米歇尔的办公室与她碰面，他们会复核一下需要递交的名单。他的计划是待三天，因为米歇尔说他有一个聚会必须要去，一个早餐会。

但首先的士得来。然后他得赶到机场，登上一架私人飞机—他为什么要答应呢？整件事的压力很大，跟陌生人一起乘飞机—有钱的陌生人—要没话找话说，讨论他的工作；或者相反，被他们忽视，被当作无关紧要的人。他也的确无关紧要。

他是个生活失意的47岁男人，没有事业，从没结过婚，没有密友或女朋友。该死的，他甚至养不了一只四条腿的狗。所以过去几周他才那么拼命地工作吗？拍摄他的作品，做出一本目录，就为了清除他的失败？

但的士一直没来，最后他抓起背包跑去巴士站，心跳极快，在8月黏稠的空气里汗流浃背。他到的时候巴士刚好进站，黑暗背景里的一个长方体，窗户闪着蓝白荧光。他爬上车，上气不接下气地对司机微笑。他坐在后部，看着青少年的脖子，他们无视身旁坐着的疲劳沉默的家庭主妇。他的心率慢了下来，但仍然感觉血液在冲刺。就看这一次了，他的第二次机会。工作就在那里，很好，但他好吗？要是他无法被接受打道回府呢？要是他们又给他一次机会，而他乱了阵脚呢？他真的能从曾经的高处回来吗？厄尔巴岛的拿破仑，一个败将，独自舔伤。说心底话，他其实真的想要吗？这里的生活不错，很简单。早晨醒来，在沙滩上散步，拿桌上的剩菜喂狗，给它挠软塌塌的耳朵，然后画画，就是单纯地画画，没有更大的目标。

但走这条路他可以成为一个人物，可以出名。

只不过，他不是已经是个人物了吗？狗是这么想的，她看着斯科特，就好像他是世界上最棒的人。他们一起去农贸市场，看着穿瑜伽裤的女人。他喜欢他的生活，他真的喜欢。但是他为什么又要去努力改变它呢？

“下了巴士后，”他告诉蕾拉，“我得跑步才行。他们都要关飞机的门了。你知道吗，有一部分的我希望到达那里之后，发现飞机已经走了。因为那样的话，我就得早起，和其他人一样乘坐渡轮。”

他没有抬眼，但他能感觉到他们两人都在看他。

“但门是开着的，我赶到了。”

她点点头，睁大眼睛，抚摸他的手臂。

“真神奇。”她说，尽管她的意思并不清楚。她是说斯科特差点儿错过命中注定的航班神奇呢，还是说他没错过神奇呢？

斯科特抬头看蕾拉，感觉很难为情，就像一只雏鸟刚唱完晚餐颂歌，现在等着吃种子。

“喏，”斯科特说，“你是个好人，想见我，想为我举办派对，但我现在没法招架这些，我只需要有个思考和休息的地方。”

她微笑，点点头。他已经给了她别人没法给的东西，见识，细节。她现在是故事的一部分了，是他的红颜知己。

“你当然要留在这里，”她说，“三楼有套客房，你有自己的大门。”

“谢谢，”他说，“那太—恕我直言，但我感觉应该问一下—这样对你有什么好处？”

她吸了一口她的电子烟，呼出烟雾：“小傻瓜，不要多想。我有空房间，我对你和你的作品印象很好，你需要一个地方待着。为什么不能想得简单一点儿呢？”

斯科特点头。他没有不安，也不打算对质。他只想知道……

“哦，我不是说这件事很复杂。或许你想要一个秘密，或许想在鸡尾酒会上有点儿谈资。我只是问问，不想有困惑。”

她的表情一度很惊讶。人们通常不这么对她讲话。然后她大笑。

“我喜欢发现人才，”她说，“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24小时新闻循环播放，去死吧，这些吃人的家伙。你就等着吧，现在他们都站在你这边，然后过不了多久他们就翻脸了。我爸爸离开我妈妈时，她就经历了这些。然后我姐姐维柯丁上瘾时也是。去年托尼自杀，我也中招了，就因为我展出过他的作品，他们大肆渲染我们两个的关系，就好像我让人上瘾似的。”

她一直盯着他的眼睛，马格努斯被遗忘在另一张沙发上，等待他发光的时机。

“好吧，”斯科特过了片刻说，“谢谢你。我只是需要一个地方—他们在我家外面，全是摄像机—除了我游了个泳，我不知道还能对他们说什么。”

她的手机发出“呼”的一声。她拿出来，看了看，然后看看斯科特，她脸上有种东西让他向内收缩。

“怎么了？”他说。

她把手机翻转过来，给他看推特的APP。他向前倾身，眯眼看到一排五彩缤纷的矩形（小小的脸，符号@，表情符号，相片方框），完全不明所以。

“我不知道自己在看什么。”他说。

“他们找到尸体了。”

本 · 吉卜林

1963年2月10日—2015年8月23日

莎拉 · 吉卜林

1965年3月1日—2015年8月23日

“人们使用‘钱’这个词，就好像它是个物件。一个名词。这—就是无知。”本·吉卜林站在索普莱兹餐厅镶木卫生间的瓷制便池边说。

他在和身边的格雷戈·胡佛讲话，一边摇摆，一边尿在充满光泽的凹面上，这东西遮掩了他的阴茎，几滴小便溅到他600块的流苏乐福鞋上。

“钱是宇宙的黑色真空带。”本继续说。

“宇宙的什么？”

“黑色—就是一种平缓区，明白吗？润滑剂。”

“你现在说什么乱七—”

“但那不是—”

吉卜林抖抖他的阴茎，拉上拉链。他回到洗手池，把手放在皂液器下面，等待激光感应他的温度，把泡沫喷到他的手掌里。他等着，等着。

“都是摩擦，对不对？”他不停地说，“我们的人生，我们做的事，别人对我们做的事，只是消磨时间—”

他更加不懈地在感应器下面挥手，什么也不出来。

“—工作，老婆，交通，账单，一切—”

他举起手又放下，寻找机械装置的最佳感应点，但是什么都没有找到。

“—这东西到底有没有—”

吉卜林放弃了，移步到下一个洗手池，胡佛跌跌撞撞地来到第三个洗手池。

“我前几天跟兰斯聊过了。”胡佛开始讲话。

“等等。我还没—摩擦。我说的是，阻力。”

这次他把手放到感应器下面时，泡沫轻柔地落进他的手里。吉卜林欣慰地沉下手，两手互相揉搓。

“施加给一个人的压力，让他早上起床的压力，”他说，“钱就是疗法，是减阻剂。”

他把手移到水龙头下面，不假思索地（再一次）期待感应器工作，给开关发送一个信号，打开水龙头。没有水出来。

“你的钱越多，该死的，你就越—”

他被激怒了，彻底放弃，把手上的肥皂泡甩到地上，让别人清理干净去，一边走到纸巾机边，发现它也是感应操作的，甚至连试都没试，就选择直接在他1100块的西装裤上擦手了。

“有钱能减轻阻力，你应该明白我说的。想想孟买贫民窟里的老鼠，在垃圾上到处乱爬；再想想比尔·盖茨，几乎就是站在世界顶峰的人。直到最后，你有太多的金钱，整个人生都不费力气了。就像一个宇航员在宇宙的黑色真空带里自由飘浮。”

终于洗干净手，也擦干了，他转身看到胡佛完全没有碰到感应器的麻烦，皂液、水、纸巾。他扯下的纸巾比需要的多，猛力擦干手。

“当然，”他说，“但是我在说的是，我前几天跟兰斯聊过了，他用了很多我特别不喜欢的词。”

“比如什么？赡养费？”

“哈—哈。不，比如FBI，是其中的一个。”

吉卜林的括约肌附近有了某种不快的紧锁感。

“这个，”他说，“—显然—不是一个词。”

“嗯？”

“它是—不管啦—兰斯为什么要谈起FBI？”

“他听到风声了，”胡佛说，“什么风声？我问。但他不愿意在电话里讲，我们得在公园里见面。约在下午两点钟，就像失业的人一样。”

吉卜林突然紧张起来，走过去检查每个隔间的门下缝隙，确保没有其他穿名牌的人在悄悄地拉屎。

“他们—他有没有说我们应该—”

“没有，但他应该提醒我们的。你知道我是怎么—因为不然他为什么要—尤其在—尤其是，因为你想想，他会惹上什么样的麻烦—”

“行了，行了。没那么—”

他突然不记得自己有没有检查最后一个隔间，又检查了一次，直起腰来。

“我们得开个会讨论一下，”他说，“我当然想听一听。但是—我们需要先搞定这些人。不能悬着他们不管。”

“当然，但万一他们是—”

“万一他们是什么？”吉卜林说，威士忌在起作用，就像四十年代长途电话的时间延迟。

胡佛用眉毛说完他的话。

“这些人？”吉卜林说，“你在想什么啊—他们是吉利介绍来的。”

“那不代表—本，什么人都能被收买。”

“收买？那可是—我们是突然在拍《暗杀十三招》了吗？都没人费心去—”

胡佛把湿纸巾搓成面团状，一边揉捏一边挤压。

“这是个问题，本。我就是在—一个大—”

“我知道。”

“我们需要—你不能只是—”

“我不会的。不要这么婆婆妈妈的。”

吉卜林走到门口，推开门。胡佛在他的身后把湿纸巾揉成一团，瞄准垃圾桶扔去，然后纸团利落地进了桶。

“还是有手感的。”他说。

吉卜林走近餐桌时，看到泰贝莎在做她的工作。她正在给客户劝酒，跟他们—两个瑞士的投资银行家，经过比尔·吉列姆审查后委托过来的，吉列姆是处理他们所有交易的律师事务所的资深合伙人—讲不恰当的故事，关于她在大学里的荒唐事。那是一个周三下午的两点半，他们从中午起就在这间餐厅了，一直在喝顶级威士忌，吃50美元的牛排。这就是那种餐厅，穿西装的男人会光顾这里，抱怨他们家的泳池太热。他们5个人当中，有一个人的资产净值差不多有10亿美元。吉卜林本人的票面价值有3亿，大多数都拴在股市里，但他也有房地产和离岸账户，还有以备不时之需的钱，是美国政府没法追查的现金。

五十二岁的本是能说出“这周末我们出海吧”的那种人。如果哪天马戏团餐厅停电的话，他家的厨房可以后援支持。一个八头的维京炉灶，能烤能煎。每天早晨他起床后，会发现托盘上摆好了六个洋葱百吉饼，有咖啡和鲜榨橙汁，还有四份报纸（《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邮报》和《每日新闻》）。你打开吉卜林家的冰箱，那里面就像一个农贸市场（莎拉坚决主张他们只吃有机农产品）；有一个独立的酒水冰箱，任何时候都冰着十五瓶香槟，以备出乎意料地要举办派对。而本的衣橱，就像一个普拉达的样品间。你从一个房间踱步到另一个房间，可以放心大胆地臆断，有一天本·吉卜林擦亮了一只长耳壶，里面跳出来一只精灵，现在他只需在公寓的任何地方大声说一句“我需要新袜子”，第二天早上，一打袜子就会莫名其妙地冒出来。只不过这里的精灵是一位四十七岁的内务总管，名叫米哈伊尔，他在康奈尔大学主修殷勤招待学，从他们搬进康涅狄格州的拥有十间卧室的住宅起，就在他们家做事了。

吧台上方的电视正在播放昨晚红袜队比赛的花絮，体育解说员在计算德沃金打破单赛季接球纪录的概率。现在这个人已经连续十五场比赛上场安打了。他们用的词是“无人能挡”，伴着坚定的辅音，本回到他的座位上。

40分钟后，他会回到办公室，在沙发上睡一觉，消化掉酒肉。6点钟，司机会开车带他走林荫大道去格林尼治村，到时莎拉应该会备好晚饭—很可能是亚历山德罗餐厅的外卖—哦不，等一下，糟了，他们今晚要跟詹妮未婚夫的父母吃饭，不过只是见面打个招呼那种事。是在哪儿吃饭来着？城里的某个地方吗？应该在他的日程表里，很可能是用红笔写的，就像一个推迟了两次的钡剂灌肠预约检查。

本现在就能想象他们的样子—康斯托克夫妇，先生是健壮的牙医，他的妻子涂着厚厚的口红，从长岛进城—你们走的是中央火车站还是皇后区快速路？詹妮会和小唐还是小罗坐在一起，谁知道她的未婚夫叫什么名字，两人手拉着手，她一边聊起和父母“经常在文雅岛避暑”的故事，而没有意识到那听起来多么养尊处优，惹人讨厌。本在这方面也好不到哪儿去，今天早上，他意识到自己在跟私人教练争辩房地产遗产税的事。他说，喏，是这样—杰瑞—等你的全部资产加起来超过一亿美元，政府想征收两倍税率的时候，到时看你还会不会这么想。

吉卜林坐着，突然感觉疲惫，他条件反射地拿起自己的餐巾纸，尽管他已经吃好了。他把餐巾纸丢在膝上，跟侍者对上眼神，然后指向自己的酒杯。再来一杯，他用眼神说。

“我刚正跟约根聊着呢，”泰贝莎说，“我们在柏林开会的那次，你记得吧？留约翰·沃特斯小胡子的那个男的气得发疯，解下领带就要勒死格雷戈。”

“给我5000万，我就让他勒死格雷戈了，”吉卜林说，“结果那家伙身无分文。”

瑞士人耐心地微笑，他们对八卦毫无兴趣，泰贝莎夸张的乳沟似乎也没起到一贯的作用。他们有可能是同性恋，吉卜林不带道德判断地想着，他是一部记录事实的电脑。

他一边咬着自己的腮帮子，一边思考。胡佛在男厕所里跟他说的话在他脑子里四处跳射，像一颗错失目标然后倒霉地弹下人行道的子弹。说实话，他对这两个家伙了解多少？没错，他们是从可靠来源引荐来的，但如果你深究下去，没有哪个人真正可靠。这两个小伙子，他们可能是FBI吗？外资办的？他们的瑞士口音不错，但或许还不够好。

吉卜林突然有股冲动，想把现金丢在桌子上，拍屁股走人。但是他按捺住了，因为如果他是错的，那么放弃的就是该死的一大笔钱，而本·吉卜林可不是一个放弃金钱的人—瑞士人是怎么说的？难以兑换的货币，可能值十亿美元？本做出决定。如果你不打算撤退，那你就得向前冲。他开口向他们硬性推销，但没有说得太具体。没有用到可能在法庭上对他不利的危险措辞。

“好了，闲聊到此为止，”他说，“我们都知道来这儿是做什么的，恐龙时代的洞穴人就在做同样的事，互相揣度，看看你能信任谁。握手是什么？说到底，就是一种合乎社交礼仪的方式，来确保对方背后没有藏刀子。”

他冲他们微笑，他们也回以眼神，不苟言笑，但表现出兴趣。这就是他们关心的一刻—对方是否相信他们表露出的身份？这笔交易能不能做？侍者给吉卜林拿来他的威士忌，放在桌上。出于习惯，本把它推向餐桌中央。他是一个用手势说话的人，在一场不错的独白中，该由他泼洒的鸡尾酒他已经洒出来了。

“你们有麻烦，”他说，“你们有外币，需要投资进公开市场，但我们的政府不让你们投资。为什么？因为在某个时刻，那笔钱渗入过一个地区，那个地区被特区某栋联邦大楼里的人列在一张表上了，就好像金钱有自己的立场一样。但你们和我，我们知道钱就是钱。今天哈林区一个黑人用来买可卡因的钱和明天一个郊区主妇用来买‘汉堡帮手’牌盒装意粉的钱是一样的，和山姆大叔周四从麦道公司买武器的钱也是一样的。”

本看看电视上当天的比赛—一连串激烈的本垒打、落地接球，还有底线夹杀出局。这不是一时的兴趣，本就是一本百科全书，精通晦涩的棒球数据。这是他毕生的爱好，是棒球（巧合地）教会他一美元的价值。10岁的本·吉卜林拥有整个羊头湾顶级的泡泡糖卡片收藏。他梦想有一天为纽约大都会队打中场，于是他去少棒联盟参加选拔，但他在同龄人中个头偏小，在垒道上跑得也慢，没法把球击出内野，所以他只能收集棒球卡片；同时他密切研究市场，利用同学们的外行心态—他们只关注喜欢的球员—追踪罕见卡片的去向，根据每个球员的起落趋势进行买卖。每天早晨，小本都会阅读讣闻版，寻找蛛丝马迹，看最近有没有棒球迷过世，然后他会给死者的遗孀打电话，说他从卡片交易圈结识了她们的丈夫（或父亲），这个某某是他的良师益友。他从来不直接要死者的藏品，只是用他悲伤的小男孩的声音渲染情绪。每次都能奏效。他不止一次坐地铁进城，去领一盒曾经被人珍视的棒球怀旧卡。

“我们来找你，吉卜林先生，”约根说，他是那个穿棉质西装的黑发雅利安人，“是因为我们听到了好话。这些显然是敏感话题，但我的同行们都认同你是个直爽的人，不会节外生枝，没有追加费用。我们所代表的客户，他们不会喜欢节外生枝，也不喜欢有人企图占便宜。”

“到底是什么人来着？”胡佛说，眉毛都在滴汗，“不明说也行，如果可以的话。只是让大家都清楚。”

瑞士人没说话，他们也害怕有陷阱。

“我们做的交易，我们都会保密，”吉卜林说，“不管客户是谁。我不能明确告诉你，我们是怎么做事的，因为那正是我们的特定优势，对吧？但我要说的是，我们会开设几个账户—没法牵扯到你们的账户。在那之后，你们投资到我们公司的钱会换新血，和其他的钱待遇一样，进来是脏的，出去是干净的。一切都变得很简单。”

“要怎么—”

“操作吗？嗯，如果我们现在能大体上达成共识，愿意向前推进这件事的话，我的同事会来日内瓦，用一套专用软件包帮你们建立所需的系统。之后我的技工会留在现场，监控你们的投资活动，并且每天引导更换密码和IP地址。他不需要豪华的办公室，实际上，他越不引人注目越好。把他安排在男厕所隔间，或者锅炉旁的地下室都好。”

两个人想了想。他们考虑的时候，吉卜林揪住一个路过的侍应，递给他运通黑卡。

“喏，”他说，“以前海盗把财宝埋在沙子里，然后划船离开。依我看，他们离开的那一刻就已经破产了，因为装在箱子里的钱—”

窗外，他看见一队穿黑色西装的男人靠近前门。本一瞬间看见整件事情的发展：他们会快速进来，掏枪，这是一场诱捕行动，就像在丛林里给老虎下套。本看到自己扑倒在地，被戴上手铐，他的夏季套装脏得无法补救，背上都是脏脚印。但那些男人没有停步，那一刻很快过去了。吉卜林再次呼吸，一口喝完他的威士忌。

“—钱不用就没有价值。”

他打量他们，这两个日从内瓦来的人—和他曾经打交道的其他十来个男人没什么区别。他做的是同样的宣传销售，他们是等待上钩的鱼，等待被人吹捧和勾引的女人。不管他们是不是FBI，本·吉卜林是块金钱磁铁。他有种无法书面表达的特质，有钱人看着他，看到的是一座双门金库，他们设想他们的钱从一扇门进去，成倍地从另一扇门出来。这是板上钉钉的事。

他把椅子向后一退，扣起他的夹克。

“我喜欢你们两个，”他说，“我信任你们。我不是对每个人都这么说的。我的感觉是，我们应该做这件事，但最后还是取决于你们。”

他站起来。

“泰贝莎和格雷戈会留下来，记下你们的详细资料。幸会。”

瑞士人站起来，和他握手。本·吉卜林从他们身边走开，他离去时，前门为他打开。他的车停在路边，后门开着，司机摆出立正站姿，他不减速地坐进车里。

宇宙的黑色真空带。

城镇的另一端，一辆黄色的士停在惠特尼博物馆前面。司机出生在加德满都，从加拿大的萨斯喀彻温偷渡进入密歇根，付给人600美元买了一张假的身份证。他现在和另外14个人睡在一套公寓里，大多数收入都寄回海外，希望有朝一日能让他的妻儿坐飞机过来。

另一方面，黑衣女人告诉他20块钱不用找了，她住在康涅狄格州的格林尼治村，拥有19台电视机，她不看电视。从前，她是马萨诸塞州布鲁克莱恩市一名医生的女儿，一个骑马长大的女孩，她的16岁生日礼物是隆鼻手术。

每个人都有出处，我们都有故事。我们的人生沿着曲折的路线展开，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碰撞。

3月份，莎拉·吉卜林刚过50岁生日—在开曼群岛有一场惊喜派对。她原以为本用一辆豪华轿车接她去绿苑酒廊，但却把她带到了泰特波罗机场。五个小时之后，她的脚趾已经踩在沙滩上，在啜饮朗姆宾治酒了。现在，在惠特尼博物馆的外面，她钻出的士。她要和26岁的女儿詹妮见面，参观双年展，在晚餐前快速掌握她未婚夫父母的资料。莎拉这么做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本，因为她可以和任何人聊天，但她的丈夫却很难与人进行和钱无关的对话。或许也不是那么一回事，或许是他很难跟没有钱的人对话。他不是冷漠，他只是忘记了有房屋按揭和汽车贷款是什么感觉，忘记了“凑合着过”是什么意思，去商店买东西之前还得看价格？这会让他显得粗俗冷漠。

莎拉厌恶她在那种时候产生的感受—看着她的丈夫出洋相，这也让她难堪。在她的脑海里，没有其他的词语可以形容。作为他的妻子，她和他绑定在一起，无可挽回—他的意见就是她的意见。这对她的影响极为不利—或许不是因为她有同样的意见，而是因为她选择了本，和本待在一起，这在别人的眼中表现出她对人的品性判断不佳。尽管莎拉在有钱人家长大，但她知道千万不能炫富，这就是暴发户和贵族世家的区别。贵族人家的孩子在大学里头发乱蓬蓬的，穿虫蛀的毛衣。你发现他们在自助餐厅里借午饭钱，吃朋友盘子里的东西，他们符合穷孩子的形象，营造出一种置金钱于度外的气质—就好像财富给他们带来的其中一个权利就是，永远不用再去考虑钱。他们在现实世界里飘摇，就像少年神童在人类生存的日常琐事里磕磕绊绊一样，每天一头雾水，忘记要穿袜子，衬衫扣错纽扣。

她丈夫对金钱话题非常敏感，他需要不断提醒别人他们有多少钱，这感觉太粗鲁，太无礼了。因此，让他磨去棱角，教育他如何不要庸俗地致富，成了她厌倦的人生使命。

詹妮给她讲了未来亲家的情况，莎拉会寄一份文本给本：你可以和男方聊政治（他投票给共和党）或者运动（爱好喷气式飞机）。女方去年和她的读书会去了意大利。（去旅游？去阅读？）他们有一个儿子有唐氏综合征，住在疗养院里，所以不要开弱智的玩笑！

莎拉尝试过让本对人表现出更多关心，用更加开放的心态对待新鲜的经验—他们为这事去参加过两个星期的心理咨询，然后本告诉她，他宁愿把自己的耳朵割掉，也不能“再听那个女人多讲一天”。最终她还是做了大多数妻子会做的事情，她放弃了。所以，现在她要做出额外的努力，确保社交应酬能顺利进行。

詹妮在正门入口外面等她。她穿着休闲喇叭裤和T恤，头发掖在现在年轻女孩都在戴的那种贝雷帽里。

“妈妈。”她叫了一声，莎拉本来没有马上看到她。

“不好意思，”她的母亲说，“我真是眼瞎了。你父亲一直叫我去看眼科医生，但我哪有时间呢？”

她们拥抱了一下，然后往里走。

“我早到了，所以把我们的票买好了。”詹妮说。

莎拉设法往她手里塞一张百元钞票。

“妈，别闹了。我很高兴付钱。”

“等会儿坐的士用。”她的母亲说，一边把钞票往她身上猛戳，就像街上他们硬塞给你的一张床垫商店的广告，但詹妮避开了，把她们的票递给讲解员。莎拉无奈地只得把钱放回钱包里。

“我听说最好的东西在楼上，”詹妮说，“所以或许我们应该从顶楼开始。”

“随你喜欢，亲爱的。”

她们等电梯，在沉默中上楼。她们身后是一个拉丁家庭，在用很有活力的西班牙语聊天，女人在痛骂她的丈夫。莎拉在高中学过西班牙语，不过她没有继续学下去。她能辨识出“摩托车”和“小保姆”这两个词，透过激烈的言辞，显然这个家庭发生了外遇。他们脚边的两个小孩在手持设备上玩游戏，脸被映照成怪异的蓝色。

“谢恩对今晚很紧张，”她们出了电梯后，詹妮说，“好可爱。”

“我第一次见你父亲的父母时，我吐了。”莎拉告诉她。

“真的啊？”

“是的，但我想可能与我午餐时吃的蛤蜊浓汤有关。”

“哦，妈妈，”詹妮笑着说，“你太好笑了。”詹妮一直告诉她的朋友，她母亲“有点儿古怪”。莎拉都知道，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察觉。她确实—是哪个词来着？—有点儿恍惚，只有一点儿，有时她在头脑中建立独特的连接。罗宾·威廉姆斯不是也有同样的特质吗？还是其他的创新思想家？对吧。

所以你现在是罗宾·威廉姆斯咯？本会说。

“好吧，他不用紧张的，”莎拉说，“我们又不咬人。”

“阶级是真实的东西，”詹妮告诉她，“其实还有这个问题。阶级的划分，你懂的。有钱人和—我是说，虽然谢恩的父母并不贫穷，可是—”

“这是在巴厘岛餐厅吃饭，不是阶级斗争。况且，我们不是那么有钱。”

“你上一次坐商用飞机是什么时候？”

“去年冬天去阿斯彭。”

她的女儿发出一个声音，就好像在说，你听到自己说什么了吗？

“我们不是亿万富翁，亲爱的。这是曼哈顿，你知道的。有时参加一些派对，我感觉自己像佣人。”

“你们有一艘游艇。”

“那不是游艇，那是一艘帆船，而且我告诉过你父亲不要买。我们现在是那种人了吗？我说，开帆船的人？但你知道他的，他有什么想法谁也拦不住。”

“随便了。问题是，他很紧张，所以你们能不能—我也不知道—轻松点儿。”

“你在跟一个迷倒瑞典王子的女人讲话。啊，他真是讨人嫌。”

这么说着，她们进入画廊的主要空间。墙上排列着超大画布，每一幅都在表达意图，想法和观念被缩减成线条与色彩。莎拉试图放松她的大脑，平息絮叨不休的思想，忘却现代生活习惯性待办事项，但太难了。你拥有得越多，你就越担心。她就是这么认定的。

詹妮出生时，他们住在上西城区的一套有两个卧室的公寓里。本在交易所里当推销员，一年挣80000块。但他英俊，擅长逗人大笑，而且他知道如何抢占机会，于是两年后，他升级成为交易员，吸金能力是以前的四倍。他们在六十年代搬进东部的一套公寓大厦，开始在奇塔雷拉美食专卖店买杂货。

当母亲之前，莎拉从事广告业。詹妮进学前班之后，她闪过回去上班的念头，但她无法忍受她在上班的时候，一个保姆在养育她的女儿。所以，尽管她感觉像是放弃了灵魂的一部分，她还是留在家中，做午餐，换尿布，等待丈夫回家。

她的母亲鼓励她这么做，成为—她母亲是这么形容的—贤妻良母。但莎拉不善于处理松散的时间，也许因为她的头脑本就十分松散，于是她成了一个整天列清单的女人，一个有好几本日历的女人，在他们的前门上贴便利贴。她是那种需要提醒的人，是某人刚向她报过电话号码，她转眼就忘的人。3岁的女儿开始提醒她事情时，她知道这样很糟，甚至去看过神经科医师。医师说她的大脑没有生理异常，建议她服用哌甲酯，暗示她有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但莎拉憎恨吃药，担心药品会把她变成另一个人，于是她回归她的清单，继续用日历和警示提醒自己。

在本工作迟归的夜晚—这种情况越发频繁—她不禁想起自己小的时候，晚饭后，母亲在厨房里一边洗涤餐具，一边指导她当天的手工美术作业，同时打包第二天的午餐。这就是母性的循环吗？恒定的回归。有人曾经告诉过她，母亲的存在是为了减弱生而为人的孤独感。如果那是真的，那么她作为母亲，最大的责任就仅仅是陪伴。你把一个孩子从暖热的子宫带到这个难缠、混沌的世界，然后在接下来的十年他们在琢磨如何做人时，与他们并肩同行。

另一方面，父亲的作用是让孩子们坚强起来，如果他们跌倒，在母亲要上前抱的时候说句“多走走就好了”。母亲是胡萝卜，而父亲是大棒。

于是莎拉发现自己在东63街的自家厨房里，打包学前班的午餐盒，在洗温水浴时读图画书，她的身体和女儿的身体是一回事。在那些独自入睡的夜晚，莎拉会把詹妮抱到她的床上，一边读书，一边聊天，直到她们两人都打瞌睡了，抱在一起。一身酒气、领带歪斜的本回家，吵闹地踢掉鞋子时就会发现她们这样睡着。

“我的姑娘们怎么样了？”他会说。他的姑娘们，就好像她们俩都是他的女儿。他说出这句话是带着爱意的，他容光焕发，就好像这就是漫长一天的回报：他爱的两个女人在家里舒适的床上仰着脸看他，睡眼惺忪。

“我喜欢这一幅。”詹妮说，现在她是二十几岁的女人了，再过五年就会有自己的孩子。在她容易与人发生口角的青少年时期，他们也努力与她保持亲密，尽管困难重重。詹妮从来不爱闹事，现在你能指责的最糟的情况不过就是，她不再像以前那样尊敬她的母亲，这是现代女性身上的诅咒。你留在家里养大女儿，女儿长大了，找到工作了，就开始同情你—她们的全职妈妈。

身旁的詹妮一直在聊谢恩的父母—爸爸修理旧车，妈妈喜欢为他们的教会做慈善工作—莎拉努力保持专注，一边留意有没有危险的信号，有没有本需要知道的事情，但她的头脑总是神游。她突然意识到，她可以买下这个房间里的任何一幅艺术品。这些年轻艺术家的作品最多能卖多少钱？几十万？一百万？

在上西城区的时候，他们住在三楼。在东63街的公寓大厦住的是九楼。现在他们在翠贝卡区拥有一套顶层公寓，在53层。尽管在康涅狄格州的房子只有两层楼，邮编本身就让它成了某种遥不可及的太空站。周六农贸集市上的“农夫”是新兴的潮人工匠，他们拥护原生种苹果的回归和失落的编篮子艺术。莎拉现在口中的“问题”都完全是自找的—航班的头等舱座位已经售罄，帆船漏水了，等等。真正的挣扎—有人来关掉了煤气，你家孩子在学校被人捅了，车子被收回了—已经成为往事。

所有这些都让莎拉感到困惑，既然詹妮已经成人，既然他们的财富已经超出需求的600倍，还剩下什么意义？她的父母也有钱，确实，但没有这么多。他们现在的钱足够让她加入最好的乡村俱乐部，足够买下有六个卧室的家，开最新款的车，退休时银行里有几百万的存款。但这个—几亿美元清白的钱藏在开曼群岛—这已经超出了贵族世家的边界，甚至超出了曾经被认为是新贵的边界。现代财富完全是另一种东西。

这些日子—在她生活中没有规划的时间里—莎拉想知道，她现在活着难道就为了把钱移来移去？

本回到办公室时，他发现有两个男人在等他。他们坐在外间办公室里读杂志，达琳紧张地在电脑上打字。本能从他们的西装看出来—西服现买的—他们是政府的人。他几乎要脚跟一转，溜之大吉，但他没有。事实是，他—在律师的建议下—在一个仓库里有个装好的包，离岸还有无迹可寻的几百万美元。

“吉卜林先生！”达琳高声说，一边站起来，“这两位先生是来见你的。”

男人放下他们的杂志，站起来。其中一个很高，是方下巴。另一人的左眼下面有颗黑痣。

“吉卜林先生，”方下巴说，“我是财政部的乔丹·贝维斯。这是我的同事，海克斯特工。”

“本·吉卜林。”

吉卜林强迫自己与他们握手。

“这是要做什么？”他尽可能随意地问。

“我们会谈到那个的，先生，”海克斯说，“但我们私下讲。”

“当然，我会尽可能帮忙。到办公室来。”

他转身领他们进办公室，和达琳对上了视线。

“把巴尼·卡尔佩珀叫来。”

他把两位特工领进了转角高级办公室。他们在86层的高处，但钢化玻璃屏蔽了自然天气，营造出一个密封空间，一种人在飞艇里的感觉，高高飘浮在世界之巅。

“我能为二位拿点儿什么来喝吗？”他说，“圣培露矿泉水？”

“我们不渴。”贝维斯说。

吉卜林走向沙发，一屁股坐进挨着窗户的角落。他已经决定，他要表现得无所畏惧。餐具柜上有一碗开心果，他拿了一颗，剥开它，吃掉果仁。

“请坐。”

两人只能把宾客椅转成面向沙发。他们尴尬地坐下。

“吉卜林先生，”贝维斯说，“我们是外资办派来的，你有所了解吗？”

“我听说过，但说实话，你们盯我的梢，肯定不是因为我的运筹技术，我更偏向创造性思维的类型。”

“我们隶属财政部。”

“我听懂了。”

“好吧，我们来这里的目的是确保美国的企业和投资公司没有和我们政府禁止的国家做生意。而且，贵公司已经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禁止的意思是—”

“被制裁的，”海克斯说，“我们指的是伊朗和朝鲜这些国家。”

“他们的钱是坏钱，”海克斯说，“我们不想让他们的钱进来。”

本笑了，并向他们露出了完美镶嵌的牙齿。

“国家是坏国家，那是肯定的。但钱嘛？好吧，先生们，钱是一种工具，没有好坏之分。”

“好吧，先生，让我做个备份。你知道法律，对吧？”

“哪条法律？”

“不，我是说—你知道这个国家里有法律吧？”

“贝维斯先生，不要当我是小孩子。”

“我只是在试图用我们两人都理解的语言交流。”贝维斯说。

“关键是，我们怀疑你的公司在洗钱—嗯，你在为所有人洗钱—我们来这儿是让你知道，我们在盯着你。”

话音刚落，门开了，巴尼·卡尔佩珀进来。巴尼身穿蓝白色绉布衬衫，他就是一名企业律师的完美化身—咄咄逼人，出身名门，前美国驻华大使的儿子，他的父亲和三任总统是好朋友。此时，巴尼的嘴里叼着一根红白拐杖糖，尽管现在时值8月。吉卜林见到他，感到一阵安慰—就像一个被叫去校长办公室的小孩，看到爸爸来了，马上振作起来。

“先生们，”本说，“这位是卡尔佩珀先生，公司的内部法律顾问。”

“这只是随便聊聊，”海克斯说，“不需要律师在场。”

卡尔佩珀懒得握手，他把后背靠在餐具柜上。

“问我为什么要吃糖。”他说。

“什么？”海克斯问。

“糖，问我。”

海克斯和贝维斯交换了一个眼神，就好像在说，我不想问。

最后贝维斯耸了耸肩。

“糖是—”

卡尔佩珀把拐杖糖从嘴里拿出来，给他们看。

“当我的助手说财政部的两个特工在这儿时，我只能想到—一定是圣诞节到了。”

“很好笑，先生—”

“因为我知道我的壁球老友勒罗伊·埃布—你们知道他，对吧？”

“他是财政部长。”

“正是。我知道我的壁球老友勒罗伊是不会连个电话都不打，就派特工过来的。既然他没打电话—”

“今天这个，”海克斯说，“更偏向于礼节性拜访。”

“就像你带着曲奇饼去拜访左邻右里？”

卡尔佩珀看着吉卜林。

“有曲奇饼吗？还是我错过了—”

“没有曲奇饼。”本说。

贝维斯笑了。

“你想要曲奇饼？”

“不想要，”卡尔佩珀说，“只是，你朋友说到‘礼节性拜访’，我就想着—”

贝维斯和海克斯交换眼色，站了起来。

“没有人凌驾于法律之上。”贝维斯说。

“我说什么了—”卡尔佩珀说，“我以为我们在聊点心。”

贝维斯笑着扣上夹克，他是那个拿了一手好牌的人。

“已经立案了，短则几个月，长则几年，你们将会受到最高等级的制裁。你要讲证据吗？你需要两辆拖车把全部证据拖上法庭。”

“提起诉讼吧，”卡尔佩珀说，“拿逮捕令来，我们会回应的。”

“时候到了自然会。”海克斯说。

“如果我打个电话，你们俩就别想再把车停在皇后区。”卡尔佩珀嚼着他的拐杖糖说。

“嘿，”贝维斯说，“我是从布朗克斯区来的。你想打电话找人，就去找吧，但你要搞清楚你在招惹什么麻烦。”

“太可爱了，”卡尔佩珀说，“你以为你很历害吗？孩子，我要是想干死一个人，我用的是整条手臂。”

他给他们看他的手臂，以及连着手臂的手，手的末端是一根竖起致敬的手指。

贝维斯哈哈大笑。

“你知道有些日子你去上班，就是混日子。”他说，“嗯，但是这下好玩了。”

“他们都这么说，”卡尔佩珀说，“直到我的手肘伸进去。”

那天晚上聚餐时，本心不在焉，他在脑海里温习着他和卡尔佩珀的对话。

“没事的，”卡尔佩珀说，特工离开后，他把拐杖糖丢进垃圾桶，“他们就是月末开罚单的交警，想完成他们的配额。”

“他们说短则几个月，”本回应说，“长则几年。”

“看看汇丰银行怎么样，就是打了一下手腕。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如果用最大限度的法律惩罚他们，就得吊销他们的银行执照。我们都知道那种事不会发生，他们太大了，大到根本不会进监狱。”

“你把十亿美元的罚金叫作‘打一下手腕’？”

“那就是小钱。几个月的利润而已，你比任何人都清楚。”

但本不太确定的是特工摆出的那副架势。他们表现得很自大，就像知道自己拿到了大牌。

“我们得整理队形，”他说，“知道任何事的任何人都得打点好。”

“已经搞定了。你知道即使在前台工作，都得签什么等级的保密文件吗？是诺克斯堡17级的。”

“我可不去坐牢。”

“老天爷，不要这么娘娘腔。你还没听明白吗？没有坐牢这回事。记得伦敦同业拆借利率丑闻吗？是价值几万亿的阴谋啊，万亿级的。一个记者对首席检察官助理说，这间银行以前犯过法，为什么不更强硬一点？首席检察官助理说，我不知道什么叫更强硬。”

“他们都来我的办公室了。”本说。

“他们是坐电梯上来的，只有两个人。如果他们真的有证据，会是几百个人一起来，而且出门的时候手上不只是抓着自己的那话儿。”

然而，和莎拉、詹妮以及她未婚夫一家人坐在角落的卡座上时，本还是禁不住去想，他们是不是只抓着自己的那话儿出去的。本真希望他有会面的录影带，这样他就能看到自己的脸，看自己泄露了多少东西。他的扑克面孔通常是一流的，但在那个房间里，他感觉自己的竞技状态不佳。他嘴角表现出紧张感来了吗？眼里的波纹呢？

“本？”莎拉摇摇他的手臂说道。从她脸上的表情来看，很明显有问题朝他抛来了。

“嗯？”他说，“哦，对不起。我没有听清，这里还挺吵的。”

他这么说着，尽管这地方一片死寂，只有几个蓝头发的精灵在对他们的汤低语。

“我是说，我们认为房地产行业还可以做，在赚钱这方面，”不知道是伯特还是卡尔，反正就是谢恩的父亲说，“然后我在问你的意见。”

“由具体的房地产决定，”吉卜林从软座上溜出来说道，“但经过飓风桑迪之后，我的建议是，要在曼哈顿买房子的话，选高楼层的。”

他一边闪避莎拉反对的表情，借口离开，走到外面去，他需要一些新鲜空气。

他在路边向一个下班晚归的人讨了一根香烟，站在餐厅的遮阳棚下面抽了起来。外面下起了丝丝小雨，他凝视着黑色碎石路面上的车尾灯发出的光辉。

“还有烟吗？”一个穿高领毛衣的人从本的身后走出来问道。

吉卜林转过身，注视着他。他是一个四十来岁的有钱人，但鼻子以前至少断过一次。

“对不起。这根也是我讨来的。”

高领毛衣男耸了耸肩，站着看雨。

“餐厅里有位小姐在设法让你注意她。”他说。

本看了看，詹妮正在对他招手，好像在说：“回来坐下。”他别过脸去。

“是我的女儿，”他说，“这是亲家的见面之夜。”

“祝贺了。”男人说。

吉卜林吸了口烟，点点头。

“生儿子的话你会担心，他们什么时候才能离开家？”男人说，“去走自己的路。在我们那个时候，你一到投票年龄，他们就把你踢到大马路上，有时还会更早。逆境，只有逆境才能成就男人。”

“所以你的鼻梁断了？”吉卜林说。

男人笑了。

“你知道吧？他们说坐牢的第一天，你要找到最大块头的家伙教训他一顿。好吧，和任何事情一样，那是有后果的。”

“那—你也坐过牢？”吉卜林说，感觉到游客的兴奋。

“不在这儿，在乌克兰的基辅。”

“老天爷。”

“之后在上海，但那就是小菜一碟，相比之下。”

“所以是倒霉，还是—”

男人微笑着说：“还是意外？不是的，老弟。这个世界是个危险的地方。但你知道的，对吧？”

“什么？”吉卜林说，他感到了轻微的寒意。

“我说，你知道这个世界是个危险的地方。事出有因，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人类历史上好人做坏事的次数，你想都不用想就能数出来。”

“我没有，我还没问你的名字。”

“要不要我的推特用户名？你想给我发美图吗？”

吉卜林把香烟扔在人行道上。同时，一辆黑车停到餐厅前的路边，挂着空挡等着。

“很高兴和你聊天。”吉卜林说。

“等等。我们差点儿就聊完了，但还没完。”

吉卜林试图进门，但男人挡住他的路。倒不是完全堵住他的路，只是挡在那儿。

“我的妻子—”吉卜林说。

“她很好，”男人说，“很可能正在想着吃甜点要不要来点儿蛋白霜。所以你深呼吸一下—要不就跟我上车坐一程，你自己选。”

吉卜林的心脏像一分钟跑了两千米一样。他已经忘记这种感觉的存在。这是什么？终有一死？

“喏，”吉卜林说，“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今天有人拜访你，是党派的警察，破坏气氛的人。我已经刻意反应迟钝，只有一句话要说—也许他们唬住你了。”

“这是在威胁我吗？还是—”

“不要激动，你没有麻烦。在他们那边你可能有麻烦，但我们这边没有，暂时没有。”

吉卜林只能想象“我们”指的是谁。现实情况很清楚，尽管吉卜林一直在跟杂工和中间人打交道（充其量是经济罪犯），他在公司里扬名却是靠开发先前利用不充分的收入来源。收入来源的性质是—和财政部特工来访的意思一样—不合法的。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他为资助恐怖主义国家洗钱，比如伊朗和也门，以及谋杀自己国民的国家，比如苏丹和利比亚。他在市中心一栋高楼的转角办公室里做这些事。因为你处理的是几十亿美元，你就得正大光明，造出空壳公司，用各种方法伪装汇款发起地，直到钱干净得像新的一样。

“没有麻烦，”吉卜林告诉穿高领毛衣的男人，“只是几个年轻特工有点好胜。但我们在他们的上层敲定了一些事情，在关键级别上。”

“不，”男人说，“你们在那里也有麻烦。执行政策有变，出了一些新的措施。我不是要让你恐慌，不过—”

“喏，”吉卜林说，“我们擅长这个。我们是最好的。所以你的雇主才—”

男人严厉地怒视：“我们不能谈论他们。”

吉卜林感觉有电一样的东西蹿进他的后背，肛门一缩。

“你可以信任我们。我是说，”他控制住情绪，“信任我。我一直是那么保证的。没有人会因为这件事去坐牢，巴尼·卡尔佩珀是那么说的。”

男人看着吉卜林，就好像要说，或许我能相信你，或许不能。又或许他是在说，这事由不得你决定。

“把钱保护好，”他说，“那才最重要。不要忘了钱是谁的。好吧，或许你能把它洗得很干净，不会牵扯到我们身上，但那不意味着钱是你的。”

吉卜林用了一秒钟去理解这里面的内涵，他们以为他是个贼。

“不。当然不会。”

“你看起来很担心，不要有那种表情，没事的。你需要拥抱吗？我只是在说，别忘了最重要的事情。接下来—你的小命是第二位的。只有钱最要紧。如果要你去坐牢，你就去坐牢。如果你有冲动要上吊，可以，或许那也不是个坏主意。”

他掏出一盒香烟，摇出一根夹在指间。

“现在这个时候，”他说，“甜品蛋奶冻馅饼。你不会后悔的。”

然后穿高领毛衣的男人走向等待着的黑色轿车，坐了进去。吉卜林看着它绝尘而去。

他们在周五前往文雅岛，莎拉有一场慈善拍卖会要参加，跟拯救燕鸥有关。渡轮驶出，她不快地想着与未来亲家的失败聚餐。吉卜林也道歉了，“都是因为工作上的事。”他告诉她，但她以前听过太多次这样的话。

“那就退休吧，”她说，“我的意思是，既然工作给你这么大的压力。我们的钱多得用不完，我们甚至可以卖掉公寓，或者游艇。说实话，我一点儿都不在乎。”

他对这句话很恼怒，话里的意思是他赚的这些钱，他仍然在赚的钱，对她而言竟然一文不值。就好像赚钱这门艺术，他积累的专业知识，他对交易、对每次新挑战的热爱，都是没有价值的，反而是种负担。

“这跟钱无关，”他告诉她，“我有职责。”

她懒得再吵下去，甚至都懒得说，那你对我的职责呢？对詹妮的呢？对莎拉而言，她嫁给了一台永动机，一台必须持续转动的发动机，否则就再也不转了。本就是工作，工作就是本，这就像数学等式。她用了十五年的时间，换了三个治疗师才接受那个事实—她相信，接受就是开启幸福的钥匙，但有时还是隐隐作痛。

“我的要求不多，”她说，“但和康斯托克夫妇的晚餐很重要。”

“我知道，”他说，“我很抱歉。我会邀请康斯托克先生来高尔夫俱乐部，打上九洞或十八洞。等我巴结完之后，他会成为我们同好会的主席。”

“问题不在那家的丈夫，问题在妻子。我能看出来，她很怀疑，她觉得我们是那种花钱如流水的人。”

“她这么说了？”

“没有，但我能看得出来。”

“去他的。”

她咬牙切齿。他总是这样，不把别人当回事。她相信这种态度只会让事态更糟，即便她嫉妒他能这么不负责任。

“不，”她说，“这很重要，我们要做得更好。”

“什么方面更好？”

“对人。”

他看到她的脸时，把已到嘴边的刻薄回答咽下去了。她是认真的，在她的心里，不知怎么的，他们竟成了坏人，就因为他们有钱。这与他所有的信仰都相悖。看看比尔·盖茨，那个人活着时就把一半的财富投入慈善事业了，几十亿美元。那不比一个什么—当地牧师更好吗？如果影响力是衡量一切的标准，那比尔·盖茨不比甘地更好吗？本·吉卜林和莎拉·吉卜林夫妇，每年向慈善事业捐款几百万，难道不比一年最多捐五万块的康斯托克夫妇好吗？

周日清晨，莎拉早早醒来。她在厨房里转悠，直起腰来，琢磨他们需要买些什么。然后她穿上休闲鞋，抓起柳条篮，走路穿过小岛去农贸市场。外面很闷，海水层就要热透了，阳光被空气中的水分子放大，让世界感觉更像液体。她经过他们家岔道尽头倾斜的邮筒，沿着主干道的路边走。她喜欢鞋子踩在碎石路面沙子上的声音，像富有节奏的踢踏舞。纽约的交通太吵，地下铁的轰隆声让人听不到自己在时空中的移动，听不到呼吸的声音，有时加上电钻和下沉式公交车的爆发性呼啸声，你得掐一把自己，才能知道自己还活着。

但这里，夜晚冷酷的寒意让步给夏日的湿热，空气中是冒泡的彩虹，莎拉能感觉到自己在呼吸，肌肉在运动，她甚至能听到头发触碰轻便的夏季夹克领子的声音。

农贸市场已经忙碌起来。你能闻到粗粮面包在看不见的隐蔽的篮子里发酵，摆出来的压伤番茄和装饰美观的盒装硬核水果，尽管有杂斑的水果才最甜。摊贩们每周都在这里摆摊，只是顺序稍有不同，有时爆米花的小摊在这一头，有时在另一头。花店喜欢中间的位置，面包师傅则在离水最近的一头。本和莎拉已经连续15年来这里，先是作为租客，等他们从有钱人变成富人后，就成了一栋现代混凝铸铁管道海景建筑的户主。

莎拉知道所有农夫的名字，她看着他们的孩子从幼童长成青少年。她走在周末度假的人和本地人旁边，与其说是购物，不如说是体会一种归属感。他们要赶下午的渡轮，多买一只桃子都没有意义，但周日的早晨，她不能不来农贸市场。那些下雨的日子，市场停业，她感觉没有依托。回到城里，她会像迷宫里的老鼠一样在街上游荡，寻找着什么，却又不知道在找什么。

她停下来研究某种西洋菜。她和本在晚餐后吵了一架—因为他的冷淡态度，吃到一半离席—虽然时间不长，却很激烈。她明确有力地让他知道，她不会再容忍他的自私。世界的存在不是为了满足本·吉卜林的需要，如果那就是他想要的—身边都是他可以随意践踏的人—好吧，那么，他应该换个老婆。

本一反常态地赔罪，拉着她的手，说她说得都对，他很抱歉，会尽一切努力让这种事情不再发生，这让她措手不及。她习惯了吵架时他充耳不闻。但这一次，他看着她的眼睛，告诉她，他知道自己一直没有珍惜她，认为一切都理所应当，他太傲慢，他用的词太狂妄。但从现在开始，是新的一天了。他其实看起来有点儿害怕。她把害怕当成了威胁奏效的迹象，以为他相信她会离开他，不知道没了她该怎么办。以后她会意识到，他已经在担心—他拥有的一切，他这个人的一切，都濒临消逝。

于是今天，在见证过丈夫的悔悟后，她和他躺在他们的婚床上，他的脑袋放在她的乳房之间，他的手抚摸着她的大腿，她感觉生活的新篇章开启了。这是一场复兴，他们一直聊到深夜，说要放一个月的假，去欧洲旅行。他们会手拉着手走在意大利翁布里亚的小巷里，像一对新婚夫妇一样。午夜后的某个时候，他打开他的红木盒子，他们抽了一点儿大麻，这是詹妮出生后她抽的第一口。大麻让他们傻笑得像两个孩子，他们坐在厨房地板上，从打开的冰箱门里，直接从保鲜格里拿草莓吃。

她散步经过卖英国黄瓜和一篮篮松叶苣的小摊，卖浆果的男人把他的货品配成三个品种—绿色的小筐里装有蓝莓、黑莓和红覆盆子。她剥下夏玉米粗糙的外皮，她的手指渴望感受皮下的黄丝，迷失在幻觉里。在文雅岛的农贸市场，就在这个位置，在这个早晨的这个时间，现代世界消弭了，无声的阶级战争里不言而喻的隔阂消失了。这里没有贫富，没有特权，只有从肥沃土壤里拔出的食物，从壮实的树枝上摘下的水果，从蜂箱里偷来的蜂蜜。面对自然，我们都是平等的，她心想—这个想法就其本身而言，就是奢侈的产物。

一抬头，她看到美琪·贝特曼就在不远处。那一刻是这样的：一对推着婴儿车的年轻夫妇穿过她的视线中央，他们正经过时，美琪的侧面显露出来，她正在交谈，然后—等推车的夫妇完全离开视线后—跟她讲话的男人也显现出来了。他是个四十来岁的英俊男人，身着牛仔裤和T恤，上面都有颜料的污迹，T恤的外面罩了一件蓝色旧开衫。男人的头发稍长，不经意地拨到脑后，但一直往前面掉。莎拉看着时，他又抬手把头发拨到后面去，就像马分心地用尾巴拍击苍蝇一样。

莎拉的第一个想法只是认出熟人了，她认识那个人（美琪）。第二个想法才是来龙去脉（那是美琪·贝特曼，嫁给了戴维，两个孩子的母亲）。第三个想法是，和她讲话的那个男人站得有点儿太近了，他在倾身向前微笑着。美琪脸上的表情也与他相似。他们两人之间有种非同一般的亲密感。然后美琪转身看到了莎拉，她举起一只手来，遮挡眼睛避免太阳照射，像个搜寻地平线的水手。

“嘿，这儿。”她说，美琪的问候声中有种坦率，表现得不像一个刚被人抓包的女人，在和不是她丈夫的男人调情，这让莎拉重新考虑了她的第一个假设。

“我就想着你可能在这儿，”美琪说，“噢，这是斯科特。”

男人向莎拉伸出手。

“嗨！”莎拉说，然后对美琪说话，“是啊，你真了解我。只要市场开张，我就一定在这儿捏牛油果，风雨无阻。”

“你今天回去吗？”

“三点钟的渡轮，我想是。”

“哦别。不要—我们有飞机，跟我们一起走吧。”

“真的？”

“当然，我刚刚还在跟斯科特说呢，他今晚也要进城。”

“我在考虑走路回去。”斯科特说。

莎拉眉头一皱：“我们在一座岛上。”

美琪笑了：“莎拉，他是开玩笑的。”

莎拉感觉自己脸红了。

“当然。”

她勉强笑了一下。

“我有时真是昏了头了。”

“那就说定啦，”美琪说，“你们都得来，你们两个都是，还有本，会很有趣的。我们可以喝一杯，还可以聊聊艺术。”

她对莎拉说：“斯科特是个画家。”

“失败的画家。”他澄清道。

“不。那也太，—你不是才告诉我下周有个画廊碰面会吗？”

“一定会出岔子的碰面会。”

“你画什么？”莎拉问。

“灾祸。”他说。

莎拉的表情一定很困惑，因为美琪说：“斯科特画新闻里的灾害场景—火车失事，房屋倒塌，还有季风之类的—那些画真是天才的作品。”

“嗯，”斯科特说，“它们是病态的。”

“改天我想看看。”莎拉客气地说，尽管“病态”这个词听起来很有病态。

“看到没有？”美琪说。

“她这是在客套，”斯科特敏锐地说，“但我很感激了，我在这里的生活很简单。”

很明显，如果有人问他，他会再多说一点儿，但莎拉换了话题。“你们什么时候回去？”她问。

“我会发信息给你，”美琪说，“但我想在8点左右。我们飞去泰特波罗机场，然后从那里进城，通常10点半之前我们就到家躺在床上了。”

“哇！”莎拉说，“那太棒了！只要想到周日下午的交通堵塞，我就头疼—我是说，好处太大了。本会很兴奋。”

“好，”美琪说，“我很高兴。飞机就是拿来用的，对吧？如果你有一架飞机—”

“我哪儿知道呢。”斯科特说。

“别这么尖刻，”美琪转向他说，“你也要来的。”

她在笑嘻嘻地戏弄他，莎拉确定美琪就是这么一个人，光明磊落，很有人缘儿。斯科特当然也没有散发出暧昧的气场，他们两个不过就是在农贸市场上结交的朋友。

“我会考虑一下的，”他说，“谢了。”

他对她们两人微笑，然后走开了。一度感觉他们三人都要分道扬镳，但美琪逗留了一下。莎拉感觉如果美琪还想聊天的话，她有义务陪同，于是她们两人分开一下又回到了一起。

“你是怎么认识他的？”莎拉问。

“斯科特吗？就是—在这附近。或者这么说—他经常在加布咖啡馆喝咖啡，我以前一直带孩子们过去，就是出了家门总是会去的地方，瑞秋喜欢他们家的玛芬蛋糕。于是就聊起来了。”

“他结婚了吗？”

“没有，”美琪说，“我想他以前订过婚。总之，孩子们和我去过一次他的住处，看了他的作品，真的好极了。我一直试图让戴维买几幅画，但他说他自己做的就是灾难这一行，所以他其实不想回到家里再看到灾难。说句公道话，那些画相当形象。”

“我猜也是。”

“是啊。”

她们站了一会儿，一时没有话讲，就像小溪里的两块石头，周围是来来往往的人群。

“都还好吧？”莎拉问。

“还好，是的。你呢？”

莎拉想到当天早晨本是如何亲吻她的，她笑了：“很好。”

“那就好。嗯，我们到飞机上再聊，怎么样？”

“真棒，再次谢谢你。”

“好了，今晚见。”

美琪飞快地给她一个飞吻，然后就走了。莎拉看着她离开，然后继续找草莓。

此时，本坐在露天平台上—用再生木材制作，有爬满常春藤的花架—看着海浪。摆在厨房台面上的是一打百吉饼，以及熏鲑鱼、纯种番茄、酸豆和一块当地的手工奶油芝士。本拿着一份周日的《时代》周刊和一杯卡布奇诺，坐在柳条椅上，海洋上吹来一缕轻风，拂过他的脸庞。整个周末，他都在用一款名叫“编校器”的应用程序和卡尔佩珀互通短信，这款应用程序能在你阅读短信的同时涂黑它们，然后永久删除。

海洋上，帆船缓慢地驶过浪峰。卡尔佩珀用加密的形式说，他已经通过非正式渠道深入政府档案了。他用表情符号替代关键词，就算政府用某种方式破解了应用程序，文本部分也难以被用作证据。

看起来有个关键的人在给他们报料。

本抹去下巴上的番茄汁，吃完了半个百吉饼。有人告密？卡尔佩珀是那个意思吗？本记起巴厘岛餐厅外面穿高领毛衣的男人，他的鼻梁在俄罗斯的监狱里被打断。那真的发生过吗？

莎拉拿着半个西柚来到游廊上。他才刚刚起床，她已经参加完镇上的动感单车课了。

“渡轮3点30分出发，”本告诉她，“所以我们应该2点45分到那里。”

莎拉递给他一张餐巾纸，坐下来。

“我在农贸市场碰到美琪了。”

“美琪·贝特曼？”

“是的，她跟某个画家在一起。我的意思是，不是在一起，但他们在聊天。”

“哦。”他说，准备屏蔽剩下的对话。

“她说他们今晚的飞机上有空位。”

这句话吸引了他的注意：“她邀请我们了？”

“除非你想乘渡轮。但是你也知道星期天晚上的交通状况。”

“我不想，那听起来，—你答应了吗？”

“我说我会跟你说一声，但默认我们是同意的。”

本向后一靠。他要给助理发一条消息，派一辆车去泰特波罗。他正掏出手机要发信息时，有了另一个想法。

戴维，他可以跟戴维聊聊。当然不能说细节，但可以聊到他现在有些麻烦—一个大亨与另一个大亨的谈话。戴维能不能推荐什么策略？他们应该先发制人，雇一个危机经理？还是开始找一个替罪羊？戴维和行政部门也有密切联系，如果司法部真的收到新的指示，或许戴维可以帮他们先套到一些话。

他把吃了一半的百吉饼放下，在裤子上擦擦手，站起身来。

“我要去海滩散个步，理清一些事情。”

“你等我一分钟，我跟你一起去。”

他想开口告诉她，他需要时间来思考，但他犹豫了。继詹妮男友的事件之后，他需要加倍努力。于是他点点头，进屋穿鞋。

去机场的路程很短，车过了晚上9点才来接他们。他们坐在有空调的后座，穿过变暗的暮光，太阳低垂在地平线上，像橙色的蛋黄般慢慢地沉入一片凉爽的糖霜。本反思了一下他想对戴维说什么，怎么贴近这个话题—不能说“有一场危机”，要说“你有没有听说白宫传出什么消息，对市场会有影响”。哦不行，那说得太细了。或许就是简单地说：“我们听到一些有关新政策的风言风语，你能去证实一下吗？”

他在流汗，尽管车内只有20摄氏度。莎拉挨着本，正微笑着观看日落。本鼓励性地捏捏她的手，她看过来，朝他咧嘴一笑—本是她的男人。本回以微笑，他现在就可以消灭掉一杯金汤力。

卡尔佩珀打来电话时，本正钻出汽车，走上停机坪。当时是晚上9点15分，气候温和，跑道的边界笼罩着浓雾。

“要开始了。”本从司机手里接过旅行袋时，卡尔佩珀说。

“什么？”

“起诉。一个小妞刚告诉我。”

“啊？什么时候？”

“就在明天早上，政府会派大批人挥舞着逮捕令过来。我跟勒罗伊通过话了，他扣了我一脸的屎盆子，他这次要站在总统那一边。我们需要向华尔街传达一个信息，或者类似的屁话，我现在有一百个临时雇员在那里打点事情。”

“什么事情？”

“曲奇怪兽会如何对待曲奇？”

本在发抖。他的创造性推理中枢现在关闭了。

“老天爷，巴尼。你就明说吧。”

“不能在电话上说，你只要知道，斯大林对苏联做的事现在正发生在我们的数据上，但你要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对你而言，这只是一个平常的星期天的晚上。”

“我应该—”

“什么都不用做。回家，吃一片赞安诺，睡觉。早上穿一套舒适的西装，手腕上抹点儿保湿霜。他们会在办公室里逮捕你们—你，胡佛和泰贝莎，等等。我们长年聘请的律师会待命把你保释出来，但他们是浑蛋，把你关到允许范围内的最长时间。”

“关在监狱里？”

“不，关在百思买大卖场。开个玩笑。对，当然是关在监狱里。但别担心，我在里面有人。”

他挂了电话。本站在停机坪上，没有觉察到暖风和莎拉关切的注视。一切看起来都不同了，爬升的雾气，飞机下的阴影。本几乎预感到天上有直升机撒下快绳，突击部队从天而降。

要开始了，他想，绝对是最坏的情形。我会被逮捕，被指控。

“老天，本。你看起来魂不守舍。”

他们身后，两个地勤人员刚给飞机加满油。

“没有，”他说，试图镇定下来，“没有，就是，—我没事。只是—市场有坏消息，亚洲的。”

两个地勤把加油的软管拉回来，拉出机身。他们穿着卡其布工作服，戴着相配的帽子，他们的脸埋在阴影里。其中一人从输油管道旁退了几步，掏出一盒香烟。他点着一根，橙色的闪烁照亮他的脸庞。本斜眼看他。那是—那个谁吗？他心想，但那张脸又暗下去了。“战或逃”的本能现在非常强烈，就好像他的每个恐惧都躲在雾里包围着它。他心跳如雷，虽然天气很热，他仍在哆嗦。

过了一会儿，他意识到莎拉在跟他说话。

“什么？”他说。

“我在说，我应该担心吗？”

“不，”他告诉她，“不用。只是—你知道，我真的很期待我们聊的这趟旅行—意大利，克罗地亚。我想，要不—或许我们应该今晚就去。”

她拉住他的胳膊。

“你疯了啊。”她捏着他的胳膊对他说，他点点头。第一个人已经固定好燃油软管，钻进了卡车驾驶室。第二个人丢掉香烟，用脚把它碾灭，走向副驾驶的车门。

“我可不想坐这班飞机。”他说。

他说话的语气有点儿不对劲，是一种暗示。本转过身。

“什么？”他说。但男人已经关上车门，然后卡车开走了。那是某种威胁吗？一句警告？还是他在疑神疑鬼？本看着卡车退回飞机棚，直到尾灯只剩浓雾中的两个红点。

“宝贝儿？”莎拉说。

本大声地呼气，想摆脱这种感觉。

“唉。”他叹了一口气。

太大了，不会进监狱。巴尼是那么说的，他说这只是一种策略，政府要杀鸡儆猴。但归根结底—他的秘密，以及对金融市场的牵连—他不得不相信，巴尼是对的，这件事能用几百万美元悄悄地平息下去。事实是，他对这一天早有准备和计划。不做准备才真是白痴，本·吉卜林绝对不是个白痴。他有自己的财务绝缘罩，隐藏了资金—当然没有隐藏所有的钱，只是几百万而已。他有个长期的咨询律师。没错，这是最坏的情形，但他们已经建好应对这种情形的堡垒了。

让他们来吧，他想，让自己听从命运的安排。然后他捏捏莎拉的手，宽心了，陪她走向飞机。

1 恶魔岛（Alcatraz Island），1933年至1946年曾被用作联邦监狱。

2 杰克·拉兰内（Jack Lalanne，1914—2011），美国健身之父，被称为“第一健身英雄”。

3 哈利·胡迪尼（Harry Houdini，1874—1926），美国幻术大师及特技表演艺术家，以逃脱术闻名。

4 爱蒂宝（Edible Arrangements），美国果篮专卖店，受到鲜花行业的启发，将果篮与花束设计概念融合。

5 《哈罗德和紫色蜡笔》（Harold and the Purple Crayon），克罗格特·约翰森的一本儿童图书，主人公是4岁男孩哈罗德，他可以用紫色蜡笔画出自己的梦想。

6 白水事件（Whitewater Scandal），克林顿在担任阿肯色州州长期间，曾投资过一家名叫“白水”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后来发生涉及施压贷款的丑闻。

7 罗德奖学金（Rhodes Scholarships），一种世界级奖学金，有“全球本科生诺贝尔奖”之称，得奖者被称为“罗德学者”（Rhodes Scholars）。

8 莫瑞·波维奇（Maury Povich，1939— ），美国电视节目主持人，其主持的脱口秀节目《莫瑞》已进行到第19期。

9 维斯帕（Vespa），比亚乔旗下经典踏板车品牌，电影《罗马假日》中使用的即Vespa 125。

10 万福玛利亚传球（Hail Marry Pass），美式橄榄球术语，指成功率很低的长距离直传，一般在比赛快结束时使用，孤注一掷地传出去以求最后得分。

11 戈登·里迪（Gordon Liddy，1930— ），尼克松政府时期，白宫反泄密部门的首席特工。

12 库尔茨上校，弗朗西斯·科波拉拍摄的电影《现代启示录》中的角色，在东南亚丛林里发疯。

13 杰克·尼克尔森（1937— ），美国演员、导演、制片人及编剧。

14 约翰尼·卡什（Johnny Cash，1932—2003），美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音乐人之一。

15 斯特拉迪瓦里琴，意大利名手斯特拉迪瓦里（Antonius Stradivarius，1644?—1737）及其后人制作的提琴，工艺精湛、音色优美，在提琴爱好者中备受推崇。

16 守车，又称望车，是挂在货物列车尾部、运转车长乘坐的工作车。

17 诺克斯堡（Fort Knox），联邦政府的黄金储备处。